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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五军团一个营，在阿坝西北的二十多里的地方执行警戒任务，张国焘硬是无中生有地说，这个营不听指挥，甚至诬蔑这个营要叛变。张国焘就逼着朱总司令表态，派人去缴这个营的械，妄图把叛变的罪名嫁祸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严肃地对张国焘说：“你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有什么根据，有什么事实？”张国焘和他的部下被问得无言以对，面面相觑。朱总司令见他们这样，便更加严厉地对张国焘说：“没有事实，没有根据，怎么能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呢？你们这样搞，不是在有意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吗？”朱总司令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总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以浩然的正气，挫败张国焘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的这一阴谋被戳穿以后，哪会甘心，他继续唆使一些人寻衅，为他搞分裂找借口。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出来，突然来了几个伤员，硬要把朱总司令的牲口拉走。这几个伤员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我们是彩号，我们负了伤，我们要骑马。”朱总司令的饲养员当然不干，就对那几个伤员说：“这是总司令的马，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牵走！”一个伤员说：“管他是谁的马，我挂了彩，走不动了，我就要骑。”于是双方都拉缰绳，像拔河似的，你来我往。不知咋的，几个伤员一下子倒在地上，大声喊叫起来：“总司令的马夫打伤兵啊！”边喊边往医院里跑。不一会儿，就叫来了十几个伤员。这时，朱总司令的警卫员也来了。几个伤兵又要去马栏拉马，被警卫员阻止了。于是这十几个人便坐在马栏门口，一直坐到太阳快下山还不走。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去报告朱总。朱总听后便说：“他们要拉，就让他们拉走吧，把那个骡子留下来就行了。”我们一听很想不通，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去找张国焘！一个警卫员走到张国焘的门口大声地说道：“报告张总政委，有几个伤兵硬要拉总司令的牲口，劝了一天了，他们还是不走，怎么办？”张国焘听了，装模作样地说：“啊，有这等事！”接着无可奈何地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叫他们不要胡闹，要他们回去！”那个警卫员来到马栏，传了张国焘的话，十几个伤员二话没说，便走了。 从阿坝到松冈的路上，张国焘把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分开行军，把朱德安排在前线部队，跟着军部行军、宿营，这实际上是撤了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职。有一天早晨，朱总司令在看书，军部领导都到伙房吃饭去了，待勤务员去给朱总打饭时，他们说没有饭了。到吃中午饭时又说没有饭了。太阳快下山了，朱总仍在看书，可是警卫等人员都饿得忍耐不住了，才去请示总司令怎么办。朱总马上给罗炳辉军团长写了一封信，我们立即派人去取来一袋面粉，用洗脸盆给朱总煮了一碗面疙瘩吃。 在无端攻击和恶劣环境面前，朱德守住一条：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非原则的问题上随遇而安。 南下途中，制约张国焘的还有像大山一样保持沉默的徐向前。徐向前的可怕，不在于他的沉默，而在于他沉默背后的反抗。在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注意到，徐向前既没有发言表态，也没有在表决中举手。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心，徐向前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略) 在两个中央的对峙中，最高裁判是战争，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也是战争。南下之战，最初顺风顺水，连战连捷，大有席卷全川、直下天府之势。百丈血战，双方将士的骨骸填满千沟万壑。红四方面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仍然不能破敌。兵入绝境，毛泽东预言的“南下是绝路”不幸成为事实。 南下是活路还是绝境，不仅决定着四方面军的成败，还能证明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是谁非。 张国焘自信满满，挥军南下。 南下之初，战事出奇地顺利。 10月7日，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命令首取绥靖、崇化，分取丹巴、懋功，先拿下绥、丹、崇、懋四城作为南下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根据地。8日，红军分两路纵队进击。左路纵队由王树声指挥，率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沿大金川右岸直扑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总部指挥由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的右路纵队沿大金川左岸前进，径取崇化、懋功。 大小金川地区均为深山绝谷和峡谷激流。按照战术，右纵队应该迅速进占绥靖河以北据点，渡河南下，与左纵队形成夹河并进的态势。右纵队进攻绥靖河以北绰斯甲附近的观音桥时遇阻，硬攻不克，徐向前果断变阵，令许世友、王建安率四军强渡大金川，沿右岸疾进，于12日攻克绥靖、16日占领丹巴。与此同时，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沿左岸推进，15日占领崇化。 在这次战役表现最为神勇的是九军政委陈海松。这位年龄仅有25岁的年轻将领指挥二十七师两个团(八十、八十一团)一路采用夜摸、奇袭和小部队迂回等战术，连续行军达500余里，袭击绥靖以东之两河口，击溃杨森第七旅，随后跟踪追击，16日夺取抚边，19日袭占达维，配合友军占领懋功。 首战得胜。红军在两个星期内，袭夺6城，溃敌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毙俘敌人3000余人。张国焘称之为“南进获得第一步伟大胜利”。 10月20日，张国焘下达《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彻底消灭遭受重创的杨森、刘文辉两部川军，进而迎击最强大的川敌刘湘，攻占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州、大邑，创建大块根据地。 这次战役地域更广，战线更长，张国焘的胃口也更大，轻视川军的心理进一步膨胀。在战役部署上，他批准将部队兵分五路同时展开。 这五路兵力是： 以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尽可能占领大婆山及其以南地区，威胁康定之敌； 以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县，占领威州； 以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 以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之两个团、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取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 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 在这次战役筹划和进行中，存在着两种导向。徐向前力主向东，一路朝岷江打过去，开辟新的局面；张国焘虽然气壮如牛，但对于控制全川没有把握，总想往西康地区发展，保全实力。本来，在原定战役方案中，天全、芦山方向是战役的主攻方向，康定一带为佯攻方向。但是，战役开始不久，张国焘就提出了改变战役方向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