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担心被“盗贼”所用，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 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包括前文说提到的伊藤、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 与中国同道的“妇女态”不同，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没有‘居住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将来之日本》)。 明治维新区别于中国洋务运动的特征，一在于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民众参与程度更高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全民“知识分子化”。国家的有限经费，在资助官员、贵族们出国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础教育。 这其实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阶级革命”，通过教育(当然还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阶级的隔膜，为中下阶级(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 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西南战争后，日本便只有外战而没有内战(或所谓的革命)，一靠立宪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个人奋斗的阶梯。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更是大量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不是兴建歌功颂德的“十大建筑”之类。 甲午战争期间的著名间谍学者荒尾精，曾撰写《兴亚策》，阐述了他的兴亚思想。在这篇给日本高层的上书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国，“以其财力，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 笔杆子的决战 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曾认为，在洋务方面，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桢“能尽其实”。身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桢，的确在提倡西学、实行洋务方面十分扎实细致。但对体力劳动的鄙视甚至渗透到他的管理中，尽管他十分注重科学技术，但多停留在书本学习上，他和他的团队很少深入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的第一线身体力行，科技的应用成为领班工长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伊藤与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国留学的三个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干粗活，而当时伊藤病得甚至差点丧命。明治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学德国学习法律时，居然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动手能力很强。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日本，虽然天皇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但战争的发动还是更多地取决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日本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核心力量，有足够的权力对全国资源进行动员和运用。 日本从执政团队到前线的中高级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海龟”团队，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一些陆军将领，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军事训练，受过近代教育。中国方面则从李鸿章开始，多是从未跨出过国门的“土鳖”，这导致双方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大相径庭。 甲午战争的海战战场，则成为双方新一代“海龟”将领的角斗场。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的不少军官，多有留洋的经验，有的甚至是同学或校友。同样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样的欧洲产铁甲军舰，同样的完全用英语进行的战场指挥，背后较量的就是军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舰队之败，实在非战之罪也…… 硝烟尚未散尽时，伊藤与李鸿章在马关开始谈判。在国家利权争夺外，双方也涉及了很广泛的话题。伊藤建议大清“必须对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留英时期的好友罗丰禄、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鸿章侧后。当年的英伦同窗，如今一方贵为国家元首，另一方却还厕身幕僚。据说李鸿章对此亦深有同感，回国后奏请将罗、伍二人起用，分别出使英、美。但终其一身，二人与昔日同学伊藤在功业上终究难比。这种个人命运的差别，正是两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戏剧性对照。 甲午战争对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经的平民主义者全都在胜利、尤其是巨大的战争红利带来的激情中消失，国家主义成为日本主旋律。《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竟然给了德富苏峰这样的民权主义者以“强权战胜公理的事实教育”，他在自传中说：“归还辽东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自从听到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几乎与过去盘若两人，”从此自命为“帝国主义的急先锋”。 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甲午战争后，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但随后的改革，成为大清谷公知们登堂入室获取个人权位的工具，戊戌变法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之后，知识分子再度大规模地卷入政争，而民间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绪大爆发，则导致破坏力巨大的义和团运动。 中日两国的公知们自此分出了燕雀与鸿鹄，一个继续在王侯堂前辗转卖唱，一个则在高天云端振翅飞翔，他们之间越走越远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