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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乾隆留给他儿子嘉庆皇帝的又是些什么遗产呢？单从银子的数字上来看，倒也不算少，大约有 7000万两，与雍正中期的数目差不多。然而，隐藏在这之下的，却是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被乾隆式的“慷慨宽厚”几乎掏空了的严酷事实。而这一切的成本，最终都要老百姓来承担。老百姓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于是，嘉庆元年正月，爆发了席卷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而对于这场起义的原因，即使是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是“胥役多方勒索”、“民怨沸腾”所致。这场起义持续9年，造成人民生灵涂炭、社会经济被破坏的情况且不说，仅军费就达2亿两以上。 说到这里，雍正和乾隆的名声为什么如此不同就很清楚了。虽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例如雍正时代宫廷政治斗争比较残酷等），但真正影响到千家万户对他们的印象的，还是这两位皇帝不同的统治政策和作风。应该说，他们两人分别代表的两类领导官员，即使到今天也还颇具典型意义。 乾隆式的官员，在经济政策上好大喜功，喜欢花钱，搞工程，上项目。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只要钱花得够多，不管效率如何，总归会有一些政绩、有一些GDP的。收到钱的人（例如承包工程的），当然会很高兴。而一般的老百姓，也会因此而增加一些就业机会，在财政状况恶化的不良影响暴露之前，他们可能也会支持这样的官员。在官员政策上，乾隆式的官员喜欢“宽大为怀”，一团和气，搞好“团结”，让大家都如沐春风，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的官员常常是既有“政绩”，人缘又好，很可能被当成德才兼备的典型，有着无量的前程。 而雍正式的官员则恰恰相反，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会努力地去开源节流，对于建设项目会认真评估，达不到标准绝不轻易上马，从而会给人们一种吝啬乃至严苛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他们也会将其带到官员政策之中去。很明显，这样的官员通常不会有多么好的人缘，如果没有伯乐在上，他们的前途也会比较晦暗。 说到这里，笔者必须澄清一点，那就是笔者并没有要全盘肯定雍正式的官员，也没有要全盘否定乾隆式的官员。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不花钱是不行的，乾隆花的那些钱，也有花在正道上的（例如普免钱粮、兴修水利等）。同样，在官员政策上一味搞高压也不见得会有最理想的效果，雍正为自己树了那么多的政敌，搞得人人自危，负面作用也不少。如果想要经济社会以最优的方式发展，我们需要在雍正式的官员与乾隆式的官员之间有一个平衡，或是两种官员之间的平衡，或是同一批官员身上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平衡。 可是，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现有的体制下，当乾隆式的官员对人们的吸引力实在是比当雍正式的官员要大得太多了！“朕即国家”的终身制皇帝尚且喜欢当乾隆，更何况今天这些任期只有短短几年、花得又不是自己的钱的官员们呢？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今天乾隆式的官员一定要远远多于雍正式的官员。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被打乱之后，乾隆式官员的缺点就会集中凸显出来。要知道，在人人都想当乾隆的情况下，想让这些官员在决策时保持完全冷静的头脑，把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廉政方面对人对己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显然是不大现实的。 因此，为了达到平衡，实现经济社会更健康的发展，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更多地去支持和理解雍正式的官员，让他们得到更多的认可，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不能再一味地鼓励大家去做乾隆式的官员。例如，当审视政绩的时候，在美轮美奂的大楼与宏伟壮观的项目背后，我们要多想想，为了得到这一切，我们花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得是不是值得？我们的财政能不能支撑得起这样的开支？有没有机制能够保证做出花钱决策的官员未来会为这些开支的效益负责？当对官员进行考核评议的时候，在上下左右一片赞扬声中，我们要深入地去考察一下，这些赞扬是因为这位官员真的是德才兼备，从而赢得了人们由衷的肯定呢？还是因为他放弃原则，一味的宽容袒护，才换来了这样“一团和气”的局面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当雍正式的官员，或是在自己的工作中能够更雍正一些，从而也使得我们的决策更科学一些，发展更健康一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