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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份进行的考察包括 5个县，其中有毛出生的家乡县，还有一个是他母亲出生的县，他在那个县走访了小学堂。在考察过程中，他顺访他的岳父，已故的杨教授在板仓的家，他的堂哥还记得他与 3个贫农，1个手工艺人，1个店伙和几个小学教师晚饭后交谈至深夜的情景。他的妻子杨开慧帮助准备材料，抄写文件。报告最清楚地揭示了他的家乡农民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所展现的能量，这既使他惊讶又使他受到鼓舞。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作结论说：“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在许多地方，农民协会自己成为“惟一的权力机关”，既解决经济纠纷，也处理夫妻吵架的小事，以至于“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人放个屁也有分量’”。 “如果计分合适的话，完成国民革命共以10分计，那么城市居民和军队只能占 3分，农村农民在革命中要占 7分，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认为农民的举动“太过分”的议论是错的，农民只是对千百年来土豪劣绅暴行的反抗。“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接着，毛驳斥了国民党认为农民造反应该服从于统一战线的全国目标的论调，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革命高涨时期，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地位，“把一切绅权都打倒……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在他的“报告”中还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富农在革命高潮时期很沉闷，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 “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民。从秘密时期起，到公开时期，他们都在那里积极奋斗，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得特别积极，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得特别积极……他们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这些农民被富农讥笑为“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但他们是农民中的大多数。据长沙县的调查，贫农占 70%，中农占 20%，地主和富农占 10%，几乎所有最基层农民协会的主席和委员都是贫农，毛不允许他们因此受到指责：“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毛还描述了农民对地主采取的某些行动。 “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至于枪毙，毛报告说，只限于最坏的土豪劣绅，他举了几个例子：“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10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 1,000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 14年间，杀人 50多，活埋4人。被杀的 50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这两个叫花子就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就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接着毛又论述了他的祖国传统的社会状况，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国家的政权、家族的社会权和鬼神系统的神权。 妇女们除了上述三种权力外，还要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然而农村妇女“也享有相当的性自由，三角关系和多角关系几乎普遍存在”)。但现在在湖南的农民革命中，这些权力都在被打倒。旧的规矩，如妇女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就被打破了。“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