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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善于仿造的国度，对于关键技术还掌握在他人手上，似乎并不在意，尤其当这种关键技术只是用于外表所看不到的地方。 那家名为“做钟处”的央企，尽管其造出的钟甚至能通过发条和齿轮的复杂运动，自动书写汉文和满文的“万寿无疆”，但是，发条用料一直只能依赖进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一份奏章，就要求责成粤海关采办“广钢”2000斤，用于打造钟表需要的发条。这种弹性最好的“广钢”，就是进口产品。这一年，这家工厂实际消耗的“广钢”超过了2000斤，可见生产之忙碌，却似乎从来无人想到要在发条用钢上实现进口替代。 对于中国人在细微处的灵巧，英国人嘲笑道：“目前跟欧洲相比，他们可以说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伟大，在举足轻重的大事上渺小。”而造成这些的原因，在于“朝廷傲慢自大，假装对任何新的或外国的东西都不屑一顾，对新的发明创造，不管多么精妙奇巧，他们都普遍缺少鼓励，因而极其严重地阻碍了艺术和制造业的进步。” 不过，当英国人经过大运河时，看到中国人使用绞盘拖动航船，进出不同高度的河段，而不是使用水闸调节水位——尽管水闸在中国十分普遍。英国人意识到：“中国朝廷不愿意让任何形式的发明创造，夺走成千上万人获得微薄生计的机会……如果在中国为促进和解放劳动力而普遍推广机器的使用，那么伴随而来的后果将是极其痛苦的、是致命的。” 英国人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残酷的中国国情：在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下，“创新”被当作了必须严控的洪水猛兽。爱民及维稳，正是帝国拒绝进步的堂皇理由。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的贸易量，却未必能推动技术的进步。帝国的停滞，哪里是因为自信带来的傲慢，恰恰倒是因为缺乏自信…… 貂皮帝国 与钟表相比，通过“一带一路”大量涌入的另一奢侈品——貂皮等高档毛皮，毕竟仅仅是原材料，没有技术含量，而在大清国显得更为普遍。 甚至，在并不寒冷的广州，也流行冬天穿皮，这种大清国的奢华时尚，令到访的老外们很惊奇。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安德森记录道：“(广州)居民服装与我已经叙述过的无异，使我惊异的是，这城市虽已靠南，离北京很远，而在这冬季气候依然很冷，居民要穿上皮衣：这种衣服显然不单是一种奢侈品，或限于上流人士，因为我们所见的皮衣服装店很多，店里的皮料很丰富，如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都有。这些皮料装得很好，缝成外套，皮毛是向内的。”(《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 安德森的观察并不够仔细，比他晚了12年(1805)到达广州的俄国“涅瓦号”舰长尤里·利相斯基，就看到了更多的细节：“(广州人)冬季视自己的生活状况，一些人缝制了皮上衣，另一些人只将袖口和领子缝上毛皮。为此需要大量的海龙皮(海獭皮)、貂皮和黄貂鱼(海狗)皮。”(《涅瓦号环球旅行记》) 广州人穿裘，并非如安德森所想象的，这座南方城市居然也有寒冬，而是纯粹为了时尚。利相斯基所看到的“一些人只将袖口和领子缝上毛皮”，正是广州式穿裘的主流：既赶上了潮流，又显示了奢华，也不至于在暖冬裹着一身毛皮，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种时尚，叫做“衣缘皮”——衣服边缘上的毛皮装饰。《清稗类钞》记录道：“广州地近温带，气候常暖，所谓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也。极冷时，仅需衣棉。光、宣间(光绪、宣统年间)则稍寒，亦有降雪之时。然官界为彰身饰观计，每至冬季，则按时以各种兽皮缘于衣之四围，自珠羔至于貂狐，逐次易之，俨如他省之换季然。” 官场穿裘，最初并非为了炫富。中华帝国向来将服饰作为区别不同等级的工具，类似军衔，清政权则将其传统的毛皮服饰带入了“公务员着装规定”中，不同级别的官员所穿毛皮种类，都有严格制度，甚至，换季的顺序也被详细规定，统一更换，不得错乱：“衣冠定制，寒暑更换，皆有次序。由隆冬穿貂皮起，凡黑风毛袍褂，如玄狐、海龙等，皆在期内应穿；由此换白风毛，如狐皮、猞猁、倭刀之类；再换羊灰鼠、再换灰鼠、再换银鼠、再换寒羊皮，皮衣至此而止。”(宗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官场对毛皮的极大需求，刺激了毛皮的进口。世界上最大的毛皮出口国是俄罗斯，而俄罗斯最大的出口对象就是中国。毛皮也是中国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口的最大宗商品，中俄之间的贸易，被严格规定为易货贸易，不得动用货币，易货的大宗产品就是毛皮换茶叶。 上层官员的事先垂范，以及毛皮通过“一带一路”的大量进口，最终促成了穿裘从“贵贱”之别向“贫富”之别的跳跃，服饰的规制屡有突破。到乾隆时期，富者穿狐裘、中产阶层穿羊裘已成时尚，道光年间一些地方甚至“男人俱是轻裘， 女人俱是锦绣”(李光庭：《乡言解颐》)。为了追逐时尚，一些超常规的手法也应运而生，比如一件皮衣分两截、“上截之皮必较逊于下截”，上截用一般的羊皮，下截则用猞猁、貂、狐、灰鼠、银鼠等好皮，因为“下截为人所易见，可自炫也”。(《清稗类钞》)冬季并不寒冷的广州，穿“衣缘皮”也就与时俱进地成了时尚。 毛皮地缘政治 追寻毛皮，不仅是推动俄罗斯东进、尤其挺进美洲大陆开辟殖民地的重要动力，也大大加剧了英、法、美等国在美洲大陆上的竞争，其中争夺美洲毛皮资源销往中国市场是主要的经济动机之一。清代中期，国人对于美洲大陆的兴趣点，主要在毛皮这种奢侈品上。《万国地理全图集》曾记载，美洲“西北各地皆英吉利、俄罗斯各商占据，捕野兽、用其皮。其中海虎等皮最贵，大半销于广东”。 毛皮，因此成为中国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口的最大宗商品，甚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大约是乾隆推行“一带一路”所料想不到的多米诺骨牌。 受影响最大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在开拓美洲大陆的欧洲人看来，印第安人基本都是碍手碍脚的土著，为了夺取他们的土地，需要对他们采取冷酷的铁血政策，所谓“印第安人和森林一样，是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应加以消灭”，“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一名死去的印第安人”。 但是，以大清国为最主要客户的毛皮生意除外——没有印第安人协作捕猎和剥制，欧洲人的毛皮生意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这是“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合作”。研究美洲的学者们也指出：“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印第安人对欧洲物品的渴望，和欧洲人对印第安毛皮的渴望，是商人与美洲西北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友谊’的唯一基础。” 这种协作，令殖民主义的“技术含量”大大提高：早期西班牙和荷兰“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激起了印第安人的敌视，因此尽管这两个国家在美洲占有巨大的殖民地，却难以开展毛皮贸易，只能继续关注最为传统的金银的开采和掠夺。这为法国人留出了巨大的空间。精明的法国人发现，金银之外，毛皮也是美洲大陆上真正的“软黄金”。为了稳定地获取这些“软黄金”，也为了在与他国争强中获取土著人的支持，法国在美洲实行了“怀柔”政策，不仅与印第安人和平相处，甚至还鼓励通婚，并因此诞生了一个新的种族“梅蒂人”，至今仍是加拿大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 有了印第安人的大力协助，法国人在最初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垄断了美洲的毛皮贸易。资料表明，1695年法国的毛皮产量，是其他列强总和的4倍。这不仅为他们赚到了巨额利润，而且还大大帮助他们巩固了美洲殖民地，一些印第安部落甚至拿起枪杆子，参与法国人与其他列强的战争。 随着英国人在美洲的崛起，法国人遇上了劲敌，两国在1756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争夺毛皮资源是很重要的导火线之一。难怪英国人要不惜代价，英国在北美的“海湾公司”，前20年里年均分配股息居然达到298%。 英、法殖民者对毛皮贸易的重视，令当地印第安人多少有点“渔翁得利”：不仅获得了略好一些的对待，也从毛皮贸易中分享了不小的好，休伦族、渥太华族甚至转型为毛皮贸易中间商，一边与欧洲人交易，一边则用欧洲产品同生活在内陆地区的其他印第安部落进行交易，两头通吃。 推动欧洲人在这片新大陆上不断西进的最主要动力，最初并非金银，而是毛皮这种“软黄金”。而围绕毛皮贸易所建成的无数毛皮商栈，则成为美洲新式城镇的雏形。 毛皮贸易影响地缘政治的第二个显著表现，是英国与新生的美国之间的关系。 大清国的毛皮消费者们，支撑着这个并不庞大、却有着暴利的行业。俄、美、英、法诸国，为了争夺毛皮，数十年间，居然导致了海獭、海豹等濒临灭绝。到19世纪40年代、暨鸦片战争前后，北美的海狸皮捕猎彻底成为历史。 导致美洲大陆生态极剧变化的，不仅仅是出于纯商业目的的猎杀，也在于国际政治的无情政策——为了阻止新生的美国向西扩张，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机构“哈得逊海湾公司”(Hudson’s Bay)，于1820年在落基山西南部地区推行“焦土政策”( scorched-earth policy)，将一切带毛皮的野兽不分大小，一律屠杀。他们认为，美国人西进的主要动力，是毛皮的暴利，如果毛皮资源都遭到毁灭，大约能令美国人失去兴趣。 推行这场“焦土战争”的，是绰号为“小皇帝”的哈得逊海湾公司总经理辛普森，在他任内，成功地与俄国人签订了条约，令其公司得以深入俄属美洲获取毛皮。他坦言，在落基山西南部推行“焦土政策”，并非商业上的考量，而是政治上的需要。 为了追逐毛皮而进入这一区域的，主要是所谓的“美国山地人”，以英裔美国人为主，也有一些法裔，不少都是白种人与当地印第安人混血的“梅蒂人”。虽然只有1000多人进入，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却覆盖了100多万平方英里，客观上对新生美国的领土扩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英国派遣了一位老资格的“西北人”欧格登，率领英军执行“焦土政策”。此人的名言就是：“无法无天很必要”(Necessity has no laws)，在6年的时间里，这支军队不仅屠杀了区域内的毛皮野兽，也屠杀了大量的“入侵”此地的“美国山地人”及土著印第安人，成功地令美国西进运动迟滞了将近20年。 “焦土政策”的效果是显著的，当1848年美国人终于占领这个地区时，用毛皮制作牛仔们的帽子，已经不再时尚——不是潮流变了，而是毛皮资源几乎枯竭了。 生态灾难不仅仅毁灭了海狸、海獭、海豹等名贵毛皮动物，还殃及其他。殖民者到达之前，北美约有4000多头白尾鹿，但到19世纪末，濒临灭绝；连草原上似乎无穷无尽的野牛，也从上千万头，迅速锐减到了1874年的200头。 曾经因毛皮贸易，而受到了白人怀柔“优待”的印第安人，在协助殖民者们灭绝了这些动物资源后，自己也就成为这盘大棋局中的“弃子”，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砝码，正应了当年一位印第安老人的感慨：“我们如今不费力地去屠杀海狸，变得很富足，但很快就会变穷。” 毛皮贸易影响地缘政治，第三个显著表现就是刺激俄罗斯扩张海洋力量。 毛皮的暴利，吸引各国加入争夺，1787年奥地利的“帝国之鹰号”、1791年法国的“强壮号”，都随着英美，开始在美洲与中国之间做起了毛皮生意，广州港的毛皮进口数量，不断攀升。深感威胁的俄罗斯人，不惜动员国家机器，加大对远东及北美地区毛皮的控制，这导致了“俄美公司”——一家类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企业——的诞生。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俄国人最大的软肋：交通。俄国商人在北美收购的毛皮，须经格陵兰岛，由海路运往鄂霍茨克，然后再走陆路运往恰克图。这条道路十分艰难，有时居然要走足足2年。相比之下，英美法等国商人，从北美洲直航广州，往返仅仅需要5个月。更为关键的是，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远离中国的人口中心，在市场辐射能力上完全无法与地处珠三角的广州相比。这导致了俄国对华出口的支柱有坍塌的危险。 在毛皮争夺战中日益被动的俄罗斯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广州，试图开辟从圣彼得堡直达广州的海上商路，这促成了1803年8月开始的俄罗斯首次环球航行。尽管这次环球首航在技术上十分成功，在商业上却惨遭失败——大清政府严词拒绝与俄罗斯进行海路贸易，并处分了相关的广州官员。 尤其令俄罗斯人郁闷的是，由于他们总是在恰克图挑战各种规定，激怒了乾隆皇帝，先后3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口岸——最后一次，从1785年到1792年，居然关闭了长达8年之久。而这为欧美毛皮商人的趁机崛起提供了机会，俄美公司在1800年的报告中感叹：“大量皮货经多次转手输入广州，由这里运销全中国，使我们在恰克图的便宜买卖大受打击，最后很可能关税枯竭。美国人说，恰克图闭市使他们受益，皮价可以抬高两成。” 第四个表现，就是加快了新生美国的经济独立。美国独立后，第一艘对华直接贸易的商船“中国皇后号”，在其1784年的首航中，所运载的主要货物，也是毛皮。恰克图中俄贸易中断之后，美国人获得巨大的发展良机，据美方资料，自此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总共给广州输入的毛皮价值，高达1500万~2000万美元(折合如今30亿~40亿人民币)，中国高端人群对于奢侈品的酷爱和强大购买力，成为年轻的合众国的经济“加油站”。 据美国学者估算，从1805年到1834年，广州口岸进口的美洲毛皮，价值400万银元(约合如今5.76亿元人民币)，金融在广州的进出口总额中比重并不大，但是，数量足足有16万张之多。毛皮的第一大供应商是俄罗斯，他们的最大主顾也是中国。毫无疑问，对于北美毛皮产业来说，中国的需求是最大的动力。 列强们竭泽而渔，耗尽了北美的毛皮资源，自此，无论南方的广州港，还是北方的恰克图，进入中国的毛皮越来越少。通过“一带一路”涌入中国的主要商品，从达官贵人的奢侈品，终于开始转向了一种根本性转变大清国运的舶来品——鸦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