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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士源曾是赛金花的恩客。据他在《梅楞章京笔记》中所述，其时赛金花有个客人是为德军做翻译的葛麟德，因此她所住胡同邻居有什么事，往往请她求葛帮忙。她曾易装为男子，想和丁士源混入中南海开开眼界，孰料未能进去。回来后丁士源将此事告诉了同住的钟广生和沈荩，二人添油加醋写了假新闻说她如何被瓦德西看上，投到上海的《游戏报》和《新闻报》，造了一个天大的谣。 而齐如山自述在庚子辛丑一年间，“我和赛金花虽然不能说天天见面，但一个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两次，所以我跟她很熟”。在他的回忆中，赛金花不过是一个和德军中下级军官鬼混的妓女，拉拉皮条，借八国联军之势，到处敲诈恐吓一番，再趁机做点小生意，卖点东西给外国人。他认为赛金花绝对不可能认识瓦德西：第一，她只能说两句日常的德国话，根本不够谈国事;第二，有两次他见到赛金花时，她都与下层军官在一起，听到瓦德西要走过来了，大家都露出仓惶的神色，不希望让主帅看到和中国妓女在一起，由此证明二人绝不相识。 齐如山回忆中的赛金花，与她自述或文人笔下的“侠妓”大不相同，感觉却较近于实际情形。她只是一个脑子灵活、有点手腕却不脱庸俗风尘气的妓女，军队初入城时，或者需要一些像她这样本地还比较吃得开的人物(因此她自述曾为军队找供应商也不是不可能，但不太可能是瓦德西交待她做的)，然而终究他们所想的不过是混水摸鱼捞一票。如卜正民在《合作》这本书中所写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关系：“他们主动顺应形势，相互适应，相互妥协，讨价还价，最后串通起来。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已走投无路了。” 然而这一种比较平实的形象，是大众甚至赛金花本人都不愿接受的。老派人用她来感叹世风日下、士大夫阶层集体堕落，“灵飞(按：赛金花后嫁魏斯炅，改名魏赵灵飞)凭夷酋势，不作威福德，使其不为女子而为丈夫身，我知其爱国爱民，而为好官吏必矣。”(杨云史《灵飞墓诗碣》)这一种借“爱国女性”来讽刺“卖国官吏”的思路一直延续到夏衍的《赛金花》一剧。而赛金花本人凭借不断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亦在困苦的晚年获得了关注—不但是公众的兴趣，还有实质的物质帮助，甚至得以常常出席各种宴会，一如现今PARTY上的各类“贵族后裔”、“世家公子”之类花瓶角色。 当讲述经历成为谋生手段，真实与否就不再重要，因为无人会追究神话是不是真的，各人都从神话中获得自己想要的。 借古喻今的道具 1933年是“赛金花热”的一年，在“一•二八”后“不抵抗”的低压中，借古喻今成为一种时髦，然而更多的只是单纯的商业目的。如北京的哈尔飞戏院演赛金花的戏，在报上大打广告，宣传有赛氏本人上台演讲，但因她喉咙痛请人代讲，还引起观众哗然。再如南京大世界的老板请她去表演，每月五百元酬劳等等，让人看到炒作心理的古今大同。 更有许多人预备将她搬上舞台。如张竞生与明星电影公司接洽拍庚子年间的赛金花，胡蝶要约她上电影(赛金花表示：我极愿上镜头)，一系列活动以夏衍的《赛金花》在金城大戏院公演达到高潮。 虽然夏衍表示“我就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为主题，将那些在这危城里面活跃着的人们的面目，假托在庚子事变前后的人物里面，而写作一个讽喻性质的剧本”，然而关于是否美化了赛金花，赛金花究竟是爱国女英雄还是卖国女汉奸，剧本是否侮辱了中国人，要不要“国防文学”……左翼与右翼内外都吵作一团，最终以张道藩往舞台上扔了一个茶杯，而后禁演了结。 这一些事情她全都不知道，赛金花从来没有看到过舞台上的自己，这一年她凄凉地死在肮脏的小屋子里，唯有破被一条。 1934年《申报》记者采访赛金花，失望地发现她“甚且并不知道国家为何物，更无论爱国与否矣”，“今日之赛，不但不聪明，甚至说话毫无条理，使人有疑为神经病者之感”。或许这才是她的真面目，却是不被需要的真面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