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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安石先生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设置，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政府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以为既为变法，便是对传统机制的突破，必须嘉许，而不论实际结局如何。现在回溯千年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廊庙相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论，王先生的“三不”信条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过头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斗争，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罢中丞，贬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传》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19位台谏名单。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等。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箝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层政场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 但捂住了别人的嘴巴，就能让变法自此完美起来，一马平川了？只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而已。再就历史流程的延展来看，此举也书写了以专制箝制言论的丑陋一页，其恶劣后果并不能因变法的“政治上正确”而一笔勾销。 王安石的文学名篇如《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立意高远、险峭，足以显现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立论很高，行别人所不敢之险。但这或许只对文学有意义。放在政治上，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有问题。政治主张再高，也不能漠视事实的掣肘。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原儒传承的“平民关怀”，只要自己政见得以实施，百姓苦难便可不以为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势群体就铁定要为王先生震古烁今的变法做出牺牲。 一番变法，国家财富堆积如山，为此宋神宗作四言诗：“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8句32字，为新增32座国家财库之名。还不够，又添20座，建库封桩。 国家一时间富了起来，而老百姓的境况如何呢？还以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济贫乏”的青苗法为例，本是为了免除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地主豪强的高利贷盘剥，改由政府向他们贷款，每年两次，利息按二分计算，在夏、秋两季农作物收获时，再归还政府的一种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低息货款。而实际操作下来其实是个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至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个大跟头。“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绝大部分的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对于那52座财库的由来，司马光一语中的：“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