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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江青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人民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谈话结束前,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缺点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为了鼓舞人心,报告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过这个意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可是这必然会将两种意见的分歧表面化。
    代表们议论纷纷,欲言难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多数代表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分散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被纠正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要大力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不少代表还举出分散主义的具体事例。
     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中央)”,“块块(地方)”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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