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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贝尔的旅行记看，他的消息来源至少有三。其一是康熙本人。贝尔到京不久，就和使团成员受到康熙多次接见宴请。席间，康熙告诉使团成员，自己年事已高，按照自然规律，将不久于人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的辞世（页290）。当然，从贝尔的记录看，康熙在接班人问题上，倒是口风极严，没有半点透露。不过，皇帝即使未说，他的话一定会刺激贝尔对权力继承问题的好奇心。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并成为他第二和第三个消息来源的，分别是在宫中的传教士和皇子皇孙们。根据贝尔的记录，康熙召见他和使团其他成员时，都有耶稣会士在场负责翻译事宜。而且事后，贝尔和西教士有很多私下往来，也会讨论这类问题。此外，他和康熙的皇子皇孙来往频繁，或许就是由于他们的帮助，贝尔对北京复杂朝局的理解，很快就超出入门的水准。 贝尔进京后注意到，康熙有二十余子， “按年纪长幼，排为皇长子，皇二子，皇三子等” （页242） 。第一位引起贝尔注意的皇子是康熙的三子允祉。1720年11月8日，贝尔进京前就见过同样进京的皇三子一行。不过，贝尔和皇三子没有直接交往，真正和贝尔有来往的是皇九子允禟。12月8日，康熙盛宴款待包括贝尔在内的俄国使团一行。次日，允禟就邀请使团成员到王府赴宴。宴会的奢华给贝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规模盛大，几乎持续整整一天，席间有音乐、歌舞和戏剧相伴……各式佳肴，一道接着一道，川流不息地端上来”（页289-290）。当时皇十四子正在西陲，以大将军王的身份指挥作战，声望如日中天。如果允禟认为胜利指日可待，席间大胆透露点皇位继承的某些内幕，恐是再正常不过了。除皇子外，贝尔医生还和康熙的孙子打过交道。据他说，有一位十四岁左右的皇孙到使团驻地参访过（页280）。从现存材料看，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到贝尔来华时恰好十四岁。这位贝尔见过的皇孙可能是皇十四子之子，可惜，文献不足征，不能有更确切的结论。时下史家已经注意到雍正之子康熙之孙，即日后的乾隆皇帝与乃祖父的关系，甚至把康熙宠视弘历视为康熙选择雍正继承大统的因素之一。其实，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同样受到康熙的宠眷。根据清史学者杨珍发现的满文史料，允祯西征后，康熙特旨把他的两个儿子召至身边，亲自养爱。康熙对弘历的宠爱，究竟是哪一年，已经无证可察。或为雍正父子杜撰，亦未尝不可能。而康熙将十四子之子招致身边一事，从杨珍引用的满文史料看，就发生于康熙去世前不久。这位皇孙为何要到俄国使团驻地参访？或许是受乃祖乃叔热情款待西洋人的影响。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卷四曾说，皇十四子的支持者在康熙去世前就广造舆论，声言康熙 “欲传大位于允禵”（《大义觉迷录》卷四），这也被贝尔的见闻所证实。而且，贝尔的记录说明，在雍正即位两年以前，北京城中有关皇十四子要承大位的消息已经广为流传，甚至传入在京外国人之耳。在康熙六十年初，也就是贝尔在京期间，立储问题已成禁忌。在这种背景下，皇十四子继位说何以会大行其市呢？这是否来自康熙本人的某种暗示？当接班人问题成为政治禁忌之时，他却容忍偏向某一皇子的小道消息肆意传播，把这理解为乐观其成，也是可以成立的。退一步讲，即使它不是来自康熙本人的一种暗示，甚至是因康熙年迈而未来得及阻止的，它的流传，也证明了皇十四子支持者之活跃。 有了贝尔提供的新材料，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雍正初年的权力斗争。从现存雍正上谕看，允禟在他继位之初，“敢公然于王公大臣面前，诅咒訾骂”（《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雍正明知诸弟不服， 仍然好言相劝，继位几个月后，还安抚他们说， “朕承皇考大统，自临御以来，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朕并无此时姑且容忍，待一二年后渐加诛戮之心。”在和他兄弟的权力厮杀中，雍正在继位之初的两三年中，一直步步为营，软硬兼施，逐步削夺康熙其他皇子的势力和权力，直到雍正四年，他才最后采取行动，将允禟等人或打入监狱，或入监后暗害至死。他为何要容忍如此长时间，待到雍正四年才动手呢？真如其所言，顾念兄弟之义吗？根据贝尔书中的新史料，就不难看出，雍正继位之时，实际上是另有苦衷。首先，康熙委以十四皇子平叛重任，宠遇异乎寻常，使得他的支持者相信，皇位已经唾手可得，因而暗造舆论，宣称康熙已选定接班人，并拉拢人心，为登位做准备，使日后的雍正皇帝在舆论上处于不利的位置。而康熙的去世实属突然，并未如雍正后来所声称的那样，在临终时明确选定他为接班人，留给他继承大统的法理依据。因此，尽管雍正凭借隆科多的军事支持，迅速控制京师，瞬间夺取权力，但事属突然，不能短时间内让人心服口服，为解一时之窘，雍正只得妥协，以争取反扑的时间。雍正继位初的尴尬处境，反过来又说明康熙钦定雍正为接班人的说法，确实大可怀疑。 最后一个问题，贝尔为何没有交代消息来源？这个问题或许与当日贝尔对北京的观感有关。在一些强调清朝闭关锁国的论者看来，1720年的北京或许更像世界主流信息外的孤岛。不过，贝尔的印象可能不会如此。在他逗留的三个多月，不仅和法国、葡萄牙、意大利传教士交往甚多(页295,296,297-300,303)，还见到教廷遣华使团的成员（页295）。一个英国人能在短时期内，在遥远的远东都市见到如此多西方人，他恐怕不会视北京为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封闭天地。当然，这固然与康熙对西教士的优礼，以及当日清廷和教廷围绕“礼仪之争”正在进行交涉的特殊背景有关。但是，无论如何，这会使他对清朝掌握西方信息的能力有与后人不同的估计。如果贝尔在他的旅行记中公布确切的消息来源，出版后很有可能为朝廷得知，对提供者无疑将是灭顶之灾。有鉴于此，他在这个问题上采用“据说”的方法，不失为一种保险而稳妥的方式。当然，这仅是作者一种推断，是欤非欤？尚祈通达之士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