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后复辟称帝被推翻。 革命 天子受命称帝,朝代更替,君主改年号,皆称革命。《周易·革卦·彖传》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在现代政治文明中，革命常含有以下之义：一、实现正义、恢复秩序之行为。二、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三、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四、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在今人印象中，革命往往意味着暴力，暴民，流血。这是一个世纪的革命之后，从历史中获得的经验，所以在今天，有“告别革命”一说行世，“要改良，不要革命”更时不时在学界思想界等社会群体中泛起涟漪。不过不应忘记，革命从不是革命者的必然选项，革命发生，常常是执政者囿于一家一姓私利，自恃手中有兵在，拖延改革，开历史倒车之结果。 此外，革命并不必然流血，英伦“光荣革命”，就是场不流血的革命，而中国辛亥革命，其伟大之处，除了推翻帝制，当事各方能够妥协，清廷能够保持风度，优雅退场，未尝不是其中之义。只可惜，于中华民族而言，一出百年大戏，唱好了开幕，却演不好结局。 1911年10月（旧历辛亥年八月），武昌一声枪响，清廷急遣旗人荫昌率北洋军赴鄂弹压。不料荫昌虽曾留洋德国学习军事，号令却无法行于军中。清廷遂重新起用北洋军的老主人、原奉朝旨“开缺回籍养疴”，此时正在河南彰德洹上村作渔翁状的袁世凯。 袁之东山再起，虽然呼声甚高，但过去对他早有疑虑的一些满洲贵族也施加了阻力。柄清政多年的老恭王之嫡孙、小恭王溥伟就曾前往醇王府，当着摄政王载沣的面，对清廷起用袁世凯督师的决策进行了质疑。据溥伟日记，面对他的质疑，载沣回答说“袁四（袁世凯排行第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溥伟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司马懿）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载沣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 据此可知，袁世凯之得再起，固然主要缘于其累积的声望和客观情势使然，但也与他多年来在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那桐等一班亲贵身上所下的功夫不无关系。当年袁世凯悉心笼络，现在他们自然要投桃报李，鼎力推荐其出山了。 袁世凯进京：“靖乱报国，之死靡他” 初时清廷不过欲让袁世凯督师，授其兵权而已，但已经韬光养晦苦熬了三年的袁世凯怎会以此为满足？于是清廷又不得不解散让汉人愤懑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其组阁之权。以一人而既掌军权又握政权，袁之动作，中外关切。而袁世凯犹在发挥其演员天赋，若无其事一般。《凌宵一士随笔》记载，袁世凯入京组阁，一位日本外交人员与其有旧，第一个请见，密询袁意，“袁氏力言‘靖乱报国，之死靡他’，忠诚溢于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为誓。” “忠诚溢于言表”的袁世凯看来不会辜负“救命”的重托了，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催命郎中”的工作。就在他发誓的同时，套向大清王朝的绳索也越收越紧。 袁世凯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停止入对奏事。内阁一成立，袁氏开单列举的事项大要为：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应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内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 清廷无可奈何，一一从其请，并下诏：此后奏事人员，于章程未定以前，关于国务有所陈述者，均暂呈由内阁核办，毋须再递封奏，以明责任，而符宪政。袁世凯这一步棋的要害在于，将入对奏事之权，都集中到了以他为首脑的内阁，各衙门对内阁负责，听内阁号令，不再像过去那样还要向皇帝“请旨”，而他自己什么时候面见皇帝，可以随心所欲，这意味着国家无论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理大臣是否想让皇帝知道，什么时候想让皇帝知道，都由总理大臣所掌控。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当然是虚君立宪之本义，否则袁世凯所组建的也不配称为“完全责任内阁”了。遗憾的是，从结果上分析，袁世凯集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行真正的宪政。 袁世凯集权的第二步是逼摄政王辞位。隆裕太后也只能允之，下诏准摄政王退位，并再次强调“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 经过政治上的集权，外靠嫡系的北洋武装，这个时候，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的条件可以说已完全成熟。难道中国历史上篡位夺权的一幕又要上演了吗？袁世凯到底是袁世凯，他要做权臣，要夺人之国，也会大不一样。 “南方军事，尚易结束” 民军于武汉发乱，适授袁世凯再起之契机，但在袁世凯眼里，实际并未把民军的威胁当回事。 有“财神”之称的梁士诒系袁系干将，其弟子所撰《三水梁燕孙（梁士诒）年谱》记，“及袁起用，使人密告先生曰：‘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唐绍仪）预为布置！’” “南方军事，尚易结束”，这就是袁世凯对战事的一个基本判断。而战事之发展，不幸恰如其言。 1911年10月28日（辛亥年九月初七日），黄兴抵达武昌，随后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11月1日，汉口被清军攻陷。11月16日，民军反攻汉口，仅两日即宣告失利，不得不退守汉阳。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记民军败退之状曰：“我军即时慌乱，纷纷后退。黄总司令命令停止，皆不听命，一时极为紊乱。清军乘机前进，向我军追击。于是我各部队因以瓦解，势如山崩。……黄总司令垂头丧气，几不欲生。田桐等在旁劝解，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另行整顿，再图恢复可也。”11月21日，清军猛攻汉阳，至26日，黄兴等再弃汉阳而退保武昌。《武昌革命真史》记载：“黄总司令又传命令不准后退，并将后退者斩二十余人，犹不能止……黄兴又将不用命者斩数人。……午后六时，黄总司令即退回昭忠祠司令部，向大众哭曰：战事一败至此，官兵无一人用命。眼见汉阳已失，我亦无面目见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谢同胞，云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