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进入现代性历程以来，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新名词不断产生，中国的现代思想也由此产生出来、编织起来、结构起来、丰富起来，并且与词俱进。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产生出的名词、概念、观念、思想里，最主要关键词是什么呢？仔细寻思，发现有五：进化、革命、阶级、改革、和谐。
    一、五大观念：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的理论结构
    “进化”、“革命”、“阶级”、“改革”、“和谐”这五大关键词可以说代表了五大思想观念。这五大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历程都有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其中每一大观念的出现，都意味着和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历程进入到了一新的阶段，一切概念、观念、思想，都围绕着这一主要观念运转——无论是支持这一观念或反对这一观念，也无论是对这一观念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作这样的新注或那样的引申，从而使每一大观念成为了中国现代性某一阶段的基本的和基础的观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了这五大观念，中国现代性历程中的所有概念、观念、思想都可以在其中得到一个定位，所有的思想家都可以在与这五大观念的关联中得到一个定位。以这五大观念为主轴，一个丰富而复杂、多样而动态的中国现代性的思想体系可以呈现出来；理解了这五大观念，中国现代性的历程就可以得到一种理性的说明，中国现代性进行了何种演化也可以得到某种“规律性”的呈现。
    “进化”、“革命”、“阶级”、“改革”、“和谐”这五大观念是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中依次出现的。每一个观念的出现，都是中国现代性历程的一个标志性的大关节点，同时又是世界史的一个标志性的大关节点。
    首先是进化观念在清末的出现。从世界史来说，它与西方列强殖民世界的最高潮紧密相连；从中国史来说，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制度变革紧密相连。面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存亡境遇，中国引进西方的进化观念，既是对世界现代性进程的一个认识，又是对自己所面临的亡国亡种前景敲响警钟。自然宇宙和人类历史的进化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宇宙和人类历史的循环观念的一次根本性的突破与颠覆。在这一意义上，进化观念是中国文化在观念现代化上的开始。在进化观念的照耀下，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景观。
    接着是革命观念的出现。在进化论的基础上，“革命”既是进化的必要环节，又是一种使进化得以加速的巨大力量。“革命”是世界现代性的一种潮流、时尚、规律。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大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俄国的宪政改革……革命观念正是在这一世界的潮流中进入中国。世界现代性理论中自然宇宙和人类历史进化论上的“革命”，与中国传统理论中自然宇宙和人类历史循环论中的“天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革命”既强调了一种哲学上的规律的力量，也强调了一种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中的人自身的力量。“革命”促成了大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产生。
    然后是阶级观念的出现。当“革命”具有了理论的合法性之后，谁在历史进化的规律中必然要出来革命以推动人类历史的进化呢？这就是“阶级”。阶级观念同样是随着世界现代性的出现而随之产生的。在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特别突出的法国，阶级斗争以一条红线在历史中凸显出来，而资产阶级的壮大又伴随着它的对立物工人阶级的成长，从而产生了世界现代性的一种新型理论——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旗帜下，阶级斗争不但成为一个现代性的国际潮流，而且也是加速人类历史前进的一种革命武器。从法国的巴黎公社到俄国的十月革命，阶级斗争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性道路，产生了与西方模式不同的苏维埃模式。阶级观念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巨风进入中国，标志着一个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在承认自己落后于世界之后、力图以跨越式的方式对世界先进的追赶。同时，阶级观念又是与中国传统基础“家文化”的一种彻底的决裂——阶级的观念让中国人从家族的脉脉温情中走出，让中国人告别了古代的和谐理想，走向了现实与历史的生存竞争中的斗争哲学。阶级斗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式，最终使中国人获得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共和国的成立。
    接下来是改革观念的出现。世界现代性在两极对立中历时六十多年，苏联模式在与西方的斗争中显出颓势而转向改革，中国现代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中也屡入坎坷，如何在世界现代性的进程中不让自己落于人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普遍的自觉意识。于是，中国于1978年开始走上了重新追赶世界先进的改革开放道路。“改革”既是中国人对自己现代性道路经历了反思后的自觉，又是对世界现代性潮流最新演进的一种合乎规律的回应。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这里用“第二次革命”，是为了强调“改革”与此前的“革命”对于中国现代性来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与1978年以前的“革命”(特别是作为革命顶峰的“文化大革命”)在根本上的不同②。从中国现代性历程来说，改革是对革命的一种承转；从中国在世界现代性潮流中与世界的互动讲，改革是对过去革命的诀别，而走上了中国现代性的新途。
    最后是和谐观念的出现。从中国现代性的历程看，正如“改革”是对暴力性的“革命”的一种承转一样，“和谐”是对斗争性的“阶级”的一种承转；正如“阶级”对“革命”作了一种定位和定性一样，“和谐”也对“改革”作了一种定位和定性。从世界现代性的进程看，“和谐”是在两极对立的世界消亡之后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对一种世界秩序的追求，是在现代性生产中对自然的巨大消费和对生态的极大破坏之后对世界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类行为的新的价值追求。“和谐”对中国、对世界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成就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理想；对世界来说，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时，一个崛起的大国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世界大同理想。
    五大观念形成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历时性结构，同时又内蕴了中国现代思想的递进性与阶段性，继承性与变革性，复杂性与规律性。但五大观念在中国现代性阶段上的时间跨度各有不同：“进化”作为一种大观念，标志着中国思想从古代向现代的根本性转变。正因为其根本性，它一直贯串在整体中国现代性历程之中；尽管其具体的定义、表现形式、表达方式、所用概念在不断地变化，但一个直线型的进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作为核心内容却始终如一。在这一意义上，“进化”是理解中国现代思想和古代思想不同的根本之点，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思想(包括“革命”、“阶级”、“改革”、“和谐”四大观念)的基本之点。“革命”观念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思想成为历史主潮后而出现，从此它一直是中国现代性思想中关键词中的最高级和最大级。它表现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阶级革命，直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地消退而去。“阶级”观念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来到中国，成为共产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的核心观念，成为如何动员全国绝大多数人加入到民族复兴和国家独立的自觉中来、让中国人民通过血与火的斗争更快地站起来的一个核心观念。阶级观念重在发现矛盾、敢于斗争，斗争因时因地有多样形式，表现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特反“右”、反帝反修，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地消退而去。“改革”观念标志着中国现代性历程的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中国从共和国前期的现代性模式中走出，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同时也符合世界潮流的新的现代性历程。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改革”是中国现代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革命”的一种修正。改革观念以重新树立“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平反冤假错案”这一正反两方面告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推翻“两个凡是”和坚持“实事求是”开始。“和谐”观念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全球化时代而出现。如果说，改革观念是对革命观念的一种修正，那么和谐观念则是对以斗争为核心的阶级观念的一种修正；如果说，中国现代性前期的革命时代，阶级观念是对革命观念的一种巨大的提升，那么在中国现代性一百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和谐观念是对改革观念的一种提升。和谐观念表明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在国内要实现和谐社会，在国际要构建和谐世界，以一种新的全球性眼光重树中国的现代性目标和重树中国对世界大同的理想。
    由上所述可知，“进化”、“革命”、“阶级”、“改革”、“和谐”这五大观念本身又构成了一个理论结构：“进化”是一个根本性的观念，贯串于四大观念之中，虽然它随着后来观念的出现而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与新的大观念相适应，但其内在的直线型和上升性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是直线的内容和上升的方式。“革命”与“阶级”是中国现代性革命阶段的大观念，“阶级”(斗争)是“革命”的进一步深化和最高的理论化；“改革”与“和谐”是中国现代性改革阶段的大观念，“和谐”是“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最高的理论化。五大观念构成了一个具有对称美的简明理论结构。当把这一简明的理论结构具体化为结构分层、概念林立、动态变换的万千气象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一个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体系就呈现出来了。
    然而，这五大观念并不是一唤即出，也不是一出之后登高一呼便应者云集、立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高位，而是在复杂的思想讨论、概念竞争、内容斗争中经过一番番磨练，才被承认、得以建构、获得影响的。因此，每一个观念的历史，都有一个从诞生到成长到成型的传奇故事；而这五个观念在其自身成长的过程中，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概念群也随之产生出来，形成了一个时期的思想体系。
    二、进化(evolution)：与“天演”的对决结果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
    进化观念在清末的出现，意味着古代中国思想向现代中国思想的根本转变，古代中国的宇宙之道转变成现代世界的历史规律。进化观念一出，中国现代性的观念风起云涌，势不可挡。一切都要由进化观念来审视，顺之则存，逆之则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进化观念真正地开启了中国现代思想的新生。
    进化，即西文的“evolution”。然而，1895年，当中国现代思想家严复第一个系统地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不是用的“进化”一词，而是用的“天演”一词。严复是一位严谨的思想家和翻译家，在中国引进西方思想的第一个重要关头，面对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在介绍新思想时，他深刻感受到中西语言差异对翻译造成的困难：“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③在这艰难的中西互通的最初阶段，严复对于西方概念的汉译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④。为什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不译为“进化”而译为“天演”呢？从两词的词性来看，“进化”是一个现象性的词汇，它只表明一种事物的必然状态，即向前进化的状态，而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事物要“进化”则没有说；“天演”则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它既表明了事物的进化状态“演”，又指出了是谁决定了进化之“演”，这就是“天”，即“进化”是一种天道的演化。因此，“天演”是一个与中国思想相贴近而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中国宇宙论的词汇。至于“天演”的具有时代新质和内容，则进一步在内容上用三个词组予以明释——物竞天择，生存斗争，优胜劣败。“天演”一词用一种中国士人最能懂最易明的方式，讲出了新时代的天道。对中国现代性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哥白尼革命一样的世界观的巨变。它把中国式的循环论历史变为西方式的直线论历史、一个进化的前进的历史、一个今胜于古的历史。天演论成了中国现代性制度巨变前夜中的一个决裂古今的理论。这个理论一下子就说明了具有道德正义性的大清王朝何以自1840年以来一次一次的挫败，这个理论极大地暗示了一败再败的中国要由劣变优必须进行器物、制度、思想更新的绝对必要性。
    然而，后来是“进化”而不是“天演”成为“evolution”的定译，这里包含了极深的历史意味。首先，“进化”一词是日本人用汉字对“evolution”的翻译⑤。日本人学西方成功并打败中国成为中国先进者的模仿对象后，日学逐渐成为当时的一大潮流，东洋的学西模式更是在中国成为了大的示范。这使得来源于东洋的“进化”比起本土的“天演”有了学术上的优势。其次，日本文化固有的技术性、细节性、实用性特质主导了日本人用汉语对西方术语的翻译。“天演”与“进化”，前者有一种中国式天道的形上高度，虽然也被严复科学化了，但仍有中国意味，是一个由天而人而事而物的术语；后者则是一个由具体而抽象、由小而大的物质性词汇。而中国思想从古到今的转变正是要从一种哲学性的话语走向一种科学性的话语。在这里，进化比天演具有优势。再次，清末变革的大人物大多留学日本，中国的新思想受到了日本学西新语的主导，日文新词成为中国新思想的主要载体，特别是当时思想界大家梁启超大引日式西学入中，其文多用“进化”一词⑥。从这一角度看，“天演”与“进化”之争，成了严复与梁启超在新词定型中的影响力之争。虽然两人都无此本心，但历史却有此实果。最后，“天演”与“进化”又代表了两种思想旨趣，“天演”为古文，是以旧为新；“进化”是东来，全然新词。在词汇内容上，“天演”之“演”，其强在“天”，有形而上的意味；其弱在“演”，特征不明，需要“物竞”等来注释，“竞”也未能把“进”点出。而“进化”之“进”点出了新特点，“进化”之“化”有一种中国性，当然后来“化”已经被“进”压没了。在这一意义上，“天演”与一种改良论同旨，“进化”与一种革命论共调，当中国现代性新潮在20世纪初以革命战胜改良为结果时，“进化”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定型概念也就大局已定了。
    当然，从历史上讲，“天演”与“进化”在传播“evolution”的新思想上不是对立的，而是互助的，正如梁启超之一方面大讲特讲“进化”，另一方面也写有《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这样的名文。虽然两词在对中国思想的古今之变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最终是，“天演”渐逝而“进化”定型。这里的历史深意，值得我们去回味。
    从学理基础本身来说，进化论就是在西方文化中也是不牢固的⑦，但在基本理念上又确实代表了一种与中国文化不同的西方直线型的宇宙观。而这一直线型宇宙观在中国思想的古今之变中，对中国古代思想却有一种惊天动地的震撼。今天回头看去，进化论在清末民初被讲解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堪提起，但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即直线型的宇宙观和历史观——人类历史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尽管有反复有曲折有停滞，甚至有一时的后退，但大方向是进步的，是向前的向上的)，却深深地印在中国人的心中。由进化理念所扩展而出的主要词汇，如进步、前进、发展、跨越、跃进、飞跃、质变等等，昭示着自进化论进入中国以来，至今仍发挥其巨大的功能，具有着重大意义。中国的大思想家，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孙中山、章炳麟，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到瞿秋白、毛泽东、邓小平……其思想基础都不是古代中国的循环论，而是现代中国的进化论。首译《天演论》的严复说：“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为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尤著。”⑧这是用哲学的体用观对进化论的基本概括。严复又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⑨这是将西方的历史进化论区别于中国的历史循环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梁启超说：“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⑩“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11)这里的“公例”即后来译成的“规律”，“大理”即后来译成的“根本规律”。正是在进化论这一人类历史发展公例、公理、通则(规律)的基础上，康有为的思想是一种进化论思想，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到太平世；国民党的建立民国的思想，也是一种进化论：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经过三阶段进化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政体；共产党理想也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人类的进化规律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而中国则将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跨过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改革开放后的思想，也建立在一种进化的发展观上：从发展中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小康社会到发达国家。当然，自康有为以来，中国思想家为中国人所设定的每一种进化思想，都可以展开为非常具体的思想体系和现实规划，但一种与古代中国循环论相区别的现代中国的进化论的主调是可以感受到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性的主调，无论是康梁的君主立宪的改良还是孙中山建立民国的革命，无论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还是共产党的阶级革命，无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其历史预设和发展预期，都是建立在一种与古代循环论所不同的现代进化论精神的基础上的。
    在这一意义上，进化论构成了中国思想古今之变的一大关节，形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一大基础：不进化，就会停滞，就要落后。从抽象层面，进化论给了一个进化与退化、先进与落后、发展与停滞、生存与灭亡的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如何发展自己，如何达到先进，都是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基础上的。因此，在中国现代性历程已经一百六十多年的今天，思考这一进化论的基础和核心精神，而不拘泥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如少年终胜老年的进化思想，如无政府主义式的进化思想，等等)，思考进化论的核心精神对中国现代性历程中每一阶段的影响，也许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寂静的春天》和《增长的极限》这样的著作出现以后，在全球都面临新形势的今天，显得尤为必要。
    三、“革命”(revolution)的中国化及其重大意义
    当进化成为历史的规律，如何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落后的中国跟上进化的历史脚步，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成为了中国知识界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revolution”(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入中国，产生转义，生动起来，高昂起来，成了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同义词。确切地说，中国现代性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是现代性的革命阶段。
    如果说，认识到进化的宇宙和人类历史的根本规律是中国思想的第一次大转变，那么，认识到革命是历史和人类的进化得以完成、得以促进，历史前进的步伐得以加快的法宝，是中国现代思想的第二次大转变。两者的相续与相关，前人之论述多矣，且举数例于下：
    梁启超：“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释革》，《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
    邹容：“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军》)
    孙中山：“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孙文选集》，上卷，第56页)
    李石曾：“社会由革命之作用而得到进化，革命由社会之进化而得为正当。故社会愈益进化，革命愈益正当。”(《无政府说》，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1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吴稚晖：“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膨胀，实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盖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故舍公理无所谓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新世纪之革命》，载《新世纪》，1907(1)]
    英文“r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因此，“revolution”(革命)与一种宇宙规律性相连，“revolutioni”又被认为是运行的行星在达到某个交接处时发生的某种突然变化。这样，“revolution”又特别强调一种建立在宇宙规律性中的一种具有命运性的突变。14世纪以后，反政府的起义或暴动被称为“rebel”或“rebellion”；而在16世纪以后，“revolt”一词也指“叛乱”，它与“revolution”的词根相同，也许这暗含了“叛乱”正好是历史规律的一种必然表现，是历史规律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revolution”进入了政治领域，具有了政治含义——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和平变革称为“光荣革命”，1789年的法国第三等级发动的武装起义称为“法国大革命”。这两种带着历史规律性的革命在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从而成为两种政治革命的模式。一是和平的、渐进的，一是暴力的、激烈的。革命总是意味着变化，而现代性中的革命更是一种建立在直线型进化论基础上的变化，因此，亚兰特(HannahArendt)在《论革命》(OnRevolution)中说，18世纪以来，革命一词离开了过去的周而复始(自然天体的循环论)之旧义，而生出奇特的唯新是求(人类历史的进化观)的新质。如此说来，“revolution”(革命)一词在历史的演化中积累和汇集了四种相互关联的含义：第一，它是宇宙发展的规律；第二，特别强调在规律基础上的命定性突变；第三，它有两种方式——和平的和暴力的；第四，革命是一种唯新是求的更新。(12)
    “revolution”一词随西方的现代性扩张而进入日本。这一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东方国家，用汉字中的“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由于日本的明治维新采用的是和平方式，因此，日文的“革命”取其英、法两种模式中内在一致的精神(革新)，而不重其形式之差异。因此，“革命”一词在日本与“改良”、“维新”、“改革”等词同义。“1882—1887年，德富苏峰编《大江义塾杂志》推进民权运动，崇拜英法美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德富最倾心英国式革命，名曰：‘维新革命’，革命与改革两词常出，但意义相同。”(13)而“革命”一词进入中国，正值清末的特殊语境，产生了不同于日本的戏剧性变化。如果要把这一非常复杂而又对中国现代性的演进产生了非常巨大影响的戏剧性变化作一逻辑的归纳，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梁启超在日本受日本氛围的影响，既接受了日本把“revolution”译成汉语“革命”的用法，又接受了日本人把革命与维新同义而且主要用于“改良”、“维新”的语义。于是，在1896-1905年间，通过其在日本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面向汉语学界，大力提倡自己在主观上认为是与维新、改良同义的“革命”。一时间，什么“小说界革命”、“诗歌革命”、“戏剧界革命”……几乎是一片全面革命的呼声。由于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所具有的巨大的感染力量，“革命”成了当时的一个时髦词汇，在全国具有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在汉语的本义中，“革命”本是一个具有暴力意味的词汇。《说文解字》卷三释“革”讲了两种含义：一是“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二是“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第一种应是“革”的本义，徐灏说，革字象兽形；饶炯、林义光皆说，革字象人以手治皮。因此，“革”是人通过对动物杀命剥皮治皮而为人用。可以说，是通过一种暴力血腥的手段把与人为敌的兽改变成为既使人保暖又使人威风的皮。因此，段玉裁注云：“革、更二字双声，治去其毛，是更改之义，故引申为凡更新之用。”(14)而这一“更新”之义在殷周时代进入政治层面，就是有名的“汤武革命”论。《周易》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暴力革命成为天地之道的一种体现。因此，《说文解字》中“革”的第二义“革从三十”云云，是把“革”因“汤武革命”后的观念进行一种宇宙论的解说，商汤、周武革命是天道循环的体现。如果说，远古时代以来革兽治皮积淀成为古人的一种生活惯例，那么，殷周时代的“汤武革命”作为一种规律性的历史运转，使把暴力血腥的“革”与一种历史大化的“命”连在一起。当一个人、一个王朝的命要被“革”时，这个人、这个王朝一时间便失去了天命之佑，这个人、这个王朝的命已经沦为兽类；革其命，是一种符合历史规律的重要突变和重要更新。因此，“革命”一词，因其远古的革兽血腥和汤武的革命血腥，已经具了一种既定的词义内涵和思维定式。当其从日文的含义和用法进入到中文的含义和用法的时候，一场语词和文化的撞碰产生了。
    第三，当梁启超以自己的巨大声望站在改良派的立场上用革命的日文意义而大力宣传革命之时，中国现代性正经历着一次路线上的分歧，这就是以康梁为代表的要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改良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要进行体制外暴力的革命派的两条不同路线。由于中国现代性多方面的复杂性，当时形势是暴力革命占了上风，而孙中山路线的兴盛，使得革命在汉语本有的暴力内涵得到极大的凸显。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15)这里，商汤周武的暴力革命成为了革命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历史规律和宇宙规律的榜样。推翻清王朝的暴力革命已经势不可挡，革命的暴力含义已经成了“革命”一词的核心含义。这一核心含义，在邹容的《革命军》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呜呼！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
    扫尽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带角之满州种。
    这里重要的，还不仅是“革命”成为宇宙公例、世界公理、历史的规律，而更是对“革命”的暴力血腥的呼唤。“革命”的这一新义，出乎梁启超的意料之外。当他发现这一词汇与现实结合而产生如此的转义，欲纠正已经不可能(16)。“革命”的这一新义，也为具有学术立场的章太炎所不赞同。然而，他一方面指出“革命”一词在学术上的不妥，另一方面却因“革命”已经具有了的现实力量而坚决支持“革命”。(17)同时，章太炎虽然不赞同“革命”一词，但其《訄书》的激烈文字，与邹容的《革命军》一样，因鼓吹暴力革命而影响极大。可以说，两书为中国现代性的革命话语的定型起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
    从世界性的视域来看，当日本现代性以明治维新的方式进行的时候，在日文里对革命话语的理解是以英国的光荣革命(即改良)模式为核心；当中国现代性以辛亥革命的方式运行的时候，在中文里对革命话语的理解是以法国大革命(即暴力)模式为核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辛亥革命以历史行为对中国的革命话语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定义。从而在“革命”一词的诸多含义的张力中，暴力方式成为了一种主导方式。清末的现代性，是以一种民族革命(排满)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中国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是受到苏俄模式的影响之后，以一种阶级革命的方式进行。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对革命所下的经典定义进一步高扬了暴力：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启动了中国现代性的以暴力为主轴的革命模式，毛泽东领导的阶级革命深化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性的以暴力为主轴的革命模式。“革命”成为中国现代性历程中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1911-1976)整整一个时代的最核心、最重要、最普遍的关键词。
    如果说，“revolution”一词在西方历史的演化中积累和汇集了前面所讲的四种相互关联的含义，那么，“revolution”在翻译为汉语中的“革命”之后，特别是在孙中山和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关键性的定义之后，“革命”具有了新的语义结构：第一，它是宇宙发展特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特别强调在规律基础上的命定性突变；第三，革命是一种唯新是求的更新；第四，暴力方式是革命的最主要最必要最重要方式。第一点和第四点成为“革命”一词的核心。尤其第一点，历史规律给了暴力革命以合法性——革命是为了进步，暴力革命为宇宙规律的实现开辟着道路。这就由潜在性成为现实性。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一句歌词，可用来作为革命的内容简介：“闹革命，武装夺政权，推翻旧世界。”
    革命必然意味着革命对象即革谁的命之中的这个“谁”。在《说文解字》中，革命对象是野兽；在“汤武革命”中，革命对象是暴政；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对象是清廷及其走狗；在共产党革命中，革命对象被描述为国民党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由于革命，一切人都可以分成三种人——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从某种意识上说，革命造就了反革命，革命的暴力性凸显了反革命的负面性，不革命的人或者成为革命者，或者成为反革命，反革命成了革命对象。在中国现代性的革命主潮中，由“革命”扩展出来的主要词汇有：斗争，开火，打倒，推翻，铲除，横扫，夺取，批判。这些具有暴力性和否定性的词汇成为主要词汇。在“革命”一词于现实政治中偏向以暴力为核心内涵的转向中，“革命”一词本有的“改良”、“维新”、“渐进”进行着两个方面的转化——一方面变成了妥协、调和、温和、中庸等负面的意义，另一方面这三个词都被带上了强制的含义，而在语用上被另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所代替了，这就是“改造”。“改造”本是一个两可的词，可以是温和的改进，也可以是强迫的改变。由于革命成了主调，“改造”就带上了斗争性和强迫性。改造世界首先要用革命的方式，改造思想首先要用强迫的方式。
    为什么“革命”一词在日本与“改良”同义而在中国与“暴力”同义？这是一个令人深思但又难以解答的问题。与中文本义对暴力血腥的唤起有关？与中国现代性以来在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的愤懑有关？与为了战胜对手而一直在进行的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有关？与清末呈现的体制的黑暗和腐朽有关？与革命派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有关？
    四、“阶级”(class)的出现及其定位对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推动
    在“革命”一词引导中国现代性历程朝着暴力方面的演进中，又一个新观念的出现将之更加强烈地向暴力方面推进，这就是“阶级”(class)。
    阶级观念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思想完全不同的观念。1899年，梁启超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说，“欧洲有区分国民阶级之风，中国无之”；1903年，他在《新尔雅》谈到阶级时，将之看成日本的借词，说“区分人群为数等，谓之阶级”。然而，“阶级”一词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有其固有的含义，而日本的西译文献和论述西方原义的文献对阶级的内涵也有清楚的讲解。因此，只要力图从原意去理解，“阶级”一词就会突出其本有的内涵。1906年，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中就按西方的方式讲出了阶级的本质：“现世界人类之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roletarians)之二种也。”(18)当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进入中国，“阶级”一词伴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而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关键词。
    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革命”成为一个中国现代性的主词，举国上下对“革命”的认识是一致的。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现代性的革命一分为两个潮流，一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一是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如果说，在进化的理论中，“革命”只是在关键时刻对“进化”起到突变的影响，政治暴力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么，阶级观念的出现，第一是把革命的暴力性质普遍化了，因为人类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的存在意味社会上的矛盾、对立、斗争是本质的、常态的、普遍的；第二，由于阶级存在的普遍性和随之而来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同时也意味着革命的普遍性。因此，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一切，看待一切，意味着一切非暴力的领域都被染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从而具有了暴力革命的精神。总之，“阶级”的出现意味着“革命”成为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核心是什么，革命的核心就是什么；阶级斗争有多少形式，革命就有多少形式。比如，“五四”的文学革命是在中国文学的进化历程中关节点上的一个突变，由古代的文言文写作到现代的白话文写作；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则是将无产阶级的斗争全面地进入到文学之中，成为文学的常态。
    正如“阶级”的最初传入被看作了一种梁启超式的分群的理解，作为阶级观念的基础和核心的阶级斗争在最初的时候也是有多种选择和用法——有人主张要用“阶级竞争”(如李大钊)，有人主张要用“阶级争斗”(如陈独秀、戴季陶)，有人主张要用“阶级斗争”(如胡汉民、瞿秋白)，有的人主张要用“阶级战争”(如蔡和森、黄凌霜)。在概念传入的初期，同一个人在同一文中也会用不同的词汇。如陈独秀在《谈政治》有如下的话：
    他们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底著作，到了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19)
    在这里，分别用了“阶级战争”、“阶级战斗”、“阶级对抗”、“阶级争斗”，显出了中国现代性关键词在定型中经历磨难。在最常用的四种用法里，可以分两类：阶级竞争算一类，阶级斗争、阶级争斗、阶级战争算一类。前者具有和平色彩，后者具有斗争性质。因此，“阶级竞争”因不符合阶级的核心价值，用者较少。在后一类的三个词里，“阶级战争”一词最激烈，狭义了些，“阶级争斗”比起“阶级斗争”来多了具体性，“阶级斗争”是一个最带普遍性和哲学性的词，最后是“阶级斗争”一词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常用词和关键词。
    “阶级”一词的出现，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演进具有重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进化论的历史观被重写或者说被深化：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因此，“进化”不是少年代替老年，而是先进的阶级代替落后的阶级。
    第二，进化方向被重写。人类历史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出来，这就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进程。从而，中国现代性的方向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而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现状也被定义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要达新社会，必须通过阶级革命。
    第三，革命核心主力被重写。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其领导者都是先知先觉的士子去唤醒国民；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其革命运动也是由知识分子去唤醒民众。而阶级观念出现以后，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未来，广大劳苦大众才是革命的主力军；知识分子只有改造思想，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跟上时代。工农兵成了革命的主体。
    第四，中国与世界的关联被重写。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如何从落后的东方国家变成一个与西方国家一样的世界强国，是中国的理想；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成了中国与世界最为重要的关系。而阶级观念出现之后，世界被分成了两个世界——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世界。中国不再把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看成世界的先进，而把社会主义的苏联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中国把自己看成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阶级观念的出现，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格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理性认识从瞿秋白《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1923年7月)到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到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得到完成。毛泽东在这篇经典文献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阶级”的出现，让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高扬的斗争性在一种新的层面上得到了高扬，斗争性成为了一种历史规律和历史常态；使中华民族自维新变法失败以来唤起国民的社会动员呈现为一种明晰的对象，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九的广大人民群众在被赋予了历史的主体地位之后，在有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利益承诺之后，更容易被动员起来，投身到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去。“阶级”的出现，一种激发斗志的敌人意识被树立起来，一种社会和历史的敌人是有效的社会动员的基础。这样，中国革命因为阶级观念的出现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正是在阶级斗争这一观念的影响下，散沙一般的中国农民被组织成了具有铁的纪律的军队，各个阶层都被有效地动员起来，中华民族决心从东方站起来的意志在一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中造就成中国现代性历程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的胜利，以及狂热的“大跃进”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五、改革(reform)：走向世界主流之路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成了中国现代性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从西文的角度看，“改革”与“改良”同义，都是“reform”，正如“革命”与“维新”同义，都是“revolution”。然而从中文的角度看，正如“革命”与“维新”二词在清末出现时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现象上都是对立一样，当“改革”在1978年出现时，也完全不能用为“改良”来对举。改良者正如清末的立宪派是在不推翻清廷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改革”通过一个“革”字与“革命”一词有一种继承关系，通过一个“改”字表现在是“革命”基础上的改变。这一“革”字，又显出了与“革命”完全不同的性质。“改革”改变了中国现代性革命时期的基本观念，以一种崭新的眼光重新看待中国现代性历程，重新看待世界现代性演进。“改革”的基本理念和具体方面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里已经提出，其核心思想也在后来不断地被重新总结并得到更精确的表述，其深远的意义在后来日益显现。但“改革”一词在《公报》里却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只出现2次，而其他的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4次，“解放思想”3次，“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2次，“革命”3次，“改变”2次，“发展”12次。但“改革”一词出现的地方，似小而实大，正是改革起步的地方——“对管理体系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改革”一词也只出现两次，但却是重要之处：“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到1983年，“改革”成了一个核心主词(20)，同时也成为出现频率最多、出现范畴最广的词。“改革”显示了中国现代性历程的新方向：
    第一，基本方针的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的现代性从一边倒时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走向了与全球经济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到科教兴国的观念，政治性战斗性的现代性变成经济性技术性的现代性，革命性的二元对立转向了经济性的一体化，政治机器变成了经济机器，以政治斗争为主变成了经济发展为主。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全球经济演进一直在互动中进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方方面面都与改革观念相连。
    第二，人性定义的改变——由阶级之分转向了人性和人道之论。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到中产阶级的出现，从农民工的问题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人性的重新定义，在国内演进为“以人为本”的观念，与国际的互动演化为一种中国式的人权理论。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与重组，方方面面都与改革观念相连。
    第三，政治模式的改变——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党的一元化领导到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党政分开，从基层民主到党内民主，从听证制度到政务公开到服务型政府，从公民社会的培育到公民参与的扩大，从法治国家观念的提出到政治文明观念的提出，中国政治模式的演进在方方面面都与改革观念相连。
    第四，文化思想的改变——中国从改革开放前的自外于世界到改革开放后的重新走向世界，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的互动，再一次突出了有五千年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在20世纪80年代，强调传统与现代冲突的启蒙思想，指出儒学与东亚现代化关联的理论言说，成为“文化热”的浪峰。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网络化的大潮与复兴国学的浪涛一道兴起。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热浪与《中国文化复兴宣言》，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多种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话语，众声喧哗。这一切似乎都在注释着中国文化在新时代里的“文化自觉”。而这方方面面的思想演进，又无不与由“改革”而来的思想解放相关。
    在以四大方面为基点的整个中国现代性的新型演进中，改革观念与四个方面的关键词紧密相连：改变、变革、前进、发展、创新、现代化、民族性、全球化、市场化、法制化，宪政、善治、人权、以人为本，公民社会、公众参与，思想解放、政治文明、文化自觉、民族复兴……任何一个方面的任何一个词汇，只要与“改革”联系起来，就获得了历史的必然性和时代的合法性，这就是“改革”一词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关键词的魅力之所在。
    六、“和谐”(harmony)：中国理念在多重方面的碰撞与对话
    自2003年以来，“和谐”成为中国现代性中又一最重要的关键词。在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美学讨论中，“美是和谐”就是关于美的本质的观点之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思想里，“安定团结”和“稳定发展”一直是主导理念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比较文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中，提出了“和而不同”的主题思想；在世纪之交的学术领域中，哲学界提出了“和合学”的理论设想……中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之后，2003年，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四大目标(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和谐)之一；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正如中国现代性是在与世界互动中演进的一样，中国对内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对外也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200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国家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上，胡锦涛系统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和谐理念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国内治理和全球的世界治理，而且还包含甚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自《寂静的春天》和《增长的极限》两书出版以来中国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与全球一道进行深刻反思后的一种理论自觉。这更进一步地体现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列进了具体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观念。
    如果说，1978年改革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性进入了一种新型实践，那么，2003年和谐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一新型实践有了一种理念上的定位。“改革”一词主要突出的是一个动作或一种行动：要改、要革、要创造、要前进；“和谐”一词则标明了一个目标或一种境界：社会要和谐，世界要和谐，人与自然要和谐。如果说中国现代性的大观念，是从进化观念的出现开始从离开中国思想走向西方思想、以西方思想作为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础的话，那么，演进到和谐观念，可以说又回到了中国思想——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心仪家国天下的“合一”与“和谐”思想，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社会和谐目标和世界大同理想。“天人合一”，“天人相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人与自然和人与宇宙的和谐和合思想。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说进化、革命、阶级、改革这四大观念都可以看成是一种“中国的思想西化”或“西方思想的中国化”的话，那么，和谐观念的出现则是思想向中国的回归，中国现代性第一次开始以中国文化本有的理念作为自己的理念，第一次开始把中国文化本有的理念作为世界的理念，第一次把中国的思想提出来加入进世界的共同价值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和谐观念的出现，也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自觉的一种理论象征。在从“进化”为主到“革命”观念为主到“阶级”观念为主到“改革”观念为主的现代性历程中，当我们走进北京的故宫，看到的只是一种逝去的过去的辉煌，以及这一辉煌的逝去给我们带来的复杂的感伤；当“和谐”的观念出现以后，我们再走进北京的故宫，看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我们感到的不仅是古代的辉煌，还感到古人的思想和古人的智慧——一种对“和谐”的伟大理想和建筑象征。
    当然，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提出和谐理念，并不是回到中国古代思想中去。现代中国的和谐理念，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全球化互动中出现的，它应是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和”的思想，西方文化的“和谐”观念、印度文化的“梵我合一”、伊斯兰文化的“人主合一”以及人类各文化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从而把和谐理念成为一种人类的普遍价值。
    自现代性以来，人类的思想都以西方思想为主流，因此，和谐思想同样是以西方文化的和谐思想为内容。西方的和谐(harmony)思想自古希腊以来包含着两个基本的内容：一是毕达哥拉斯的“和谐”，由比例、尺度、节奏、韵律构成的外在形式的和谐；一是赫拉克利特的“和谐”，由对立面的斗争而带来的和谐，即“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由斗争产生”(21)。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宇宙的本原是数，从而他的和谐是和平的、静态的、形式的；在赫拉克里特那里，宇宙的本原是火，从而他的和谐是冲突的、动态的，“火产生一切，一切都复归于火，一切都服从命运，一切都为对立过程所宰制”(22)，“在对立物中，引起世界变化的，是所谓的战争与冲突”(23)，“应当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都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24)。从宇宙的高度看和谐，和谐不仅是对立面之间的斗争的问题，更是一事物如何转化为他事物的问题。赫拉克里特强调的是斗争、否定和新生，他说：“火生于土之死，气生于火之死，水生于气之死，土生于水之死。”(25)虽然在古希腊圆型宇宙的背景里，它的发展变化是循环的，“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26)，“土死生水，水死生气，气死生火；反过来也一样”(27)，然而却突出了西方文化否定一前进的特色。可以说，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数的比例，体现为一种外在形式的和谐；赫拉克利特的和谐，对立面的斗争，构成了内在内容的和谐。两者的统一，就构成了西方和谐的根本精神。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里，一方面要求整一的形式，头、身、尾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另一方面是主人公的反抗、斗争、毁灭，当然悲剧的根本特征是主人公的毁灭。在基督教里，一方面是教堂建筑比例的和谐，另一方面是信徒身上灵与肉的斗争，以及他们在整个生命过程的原罪与赎罪之间的斗争。近代社会，霍布斯也是用对立面的斗争来论述和谐——最初人与人像狼一样，然后在相互的斗争中，人与人之间形成明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契约。达尔文用对立面的斗争来论述自然界的和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黑格尔那里，对立面的斗争是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正、反、合，这就是宇宙发展和人类发展所发出的和谐的脚步声。在现代思想界，法兰克福学派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否定的辩证法。知道了西方和谐思想以对立面的斗争为主要内容，就可以知道现代性何以在西方兴起后向全球扩张。在西方人看来，这正是一种宇宙和历史的和谐体现。
    当这一西方的“harmony”(和谐)思想传到中国后，中国人因其内容将其重新命为斗争性，将之总结为一种宇宙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但当中国人重提和谐理念的时候，主要是按照中国的“和”来理解的。中国文化的“和”的思想可以归纳为几点：第一，宇宙和事物是由不同质的因素所组成的，也只有由不同质的因素才能组成，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即“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就是“和实生物”(《国语•郑语》)。第二，不同事物之间有多种关系，有相对关系(如天地、男女、父子，等等)，有相差关系(如有无、难易、高下、长短，等等)，有动静关系(如水与山，动物与植物，光线与阴影，等等)，有相反关系(如正反、美丑、善恶、好坏，等等)，有相克关系(如水火、生死、矛盾，等等)……而这些关系主要可以归为两类——相生与相克。第三，在多种不同因素和多种不同事物中，是相生关系使其互补相济，构成和谐则是相克关系。对相克则一定要使其达到“对立而又不相抗”，以一种和的原则达到整体的和谐。正是在矛盾的相克关系中，中国文化的“和”的思想与西方“harmony”(和谐)思想的核心“对立面的斗争”完全不同，且以最具哲学精神的周易思想和五行思想加以解说。《周易》八卦显出多种关系：天与地、山与泽、雷与风、水与火。当《说卦》把八卦排列成先天八卦图的时候，讲其原则是“天地(乾坤)定位，山泽(艮兑)通气，雷风(震巽)相薄，水火(坎离)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这里包含了中国哲学的很多原则。只就与本题相关的来说，水与火本来是对立相克的，但在这里一方面使之与天、地、风、雷排在一起，突出其对立的性质，另一方面又通过太极曲线使之“不相射”，体现了“对立而不相抗”的和的思想。再看五行，五行是相生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是相克的——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但五行中任何矛盾的两行之间的相克，都不采取直接对抗的方式，而是用调节和反馈的方式间接地作用于对方，使整体达到平衡与和谐。试以火为例：火受水的制约，水太旺，火受不了，但火并不直接与水对抗，火能生土，土有克水的功能，火通过土间接地对水发生制约性的反作用，以使水对火不至于太分，造成火的偏衰。火还受到木的滋助，如果这种滋助过分，会造成火的偏亢。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火也不是直接地反对木，而是一方面通过生土来克制水，削弱水对木的滋养，也就减小了木的力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小对金的压力，使金强大，让金来克制木。五行在面对相克情况时，就是这样的采取不直接相抗的方式，而是采用一种迂回曲折而又巧妙的方式来达到动态的平衡，达到相互的和谐。同样是用宇宙的基本元素来讲“和谐”，中国的“和”的原则、达到“和谐”的方式与西方赫拉克利特的原则和方式是完全异趣的。
    正因为中国文化的“和”的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和谐”思想有这样一种根本性的不同，当西方的思想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不是用“和”的思想与之对接，而是用斗争的观念去加以表述。而当中国现代性通过高扬斗争性而达到由弱而强的民族独立之后，在既对斗争性的正面性有相当的认识，也对斗争性的负面性有相当的认识之后，特别是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现代性的新型实践，一方面促使了中国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正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世界的互动的时候，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在国内的现代性进程中，这无疑是要与现代性的革命阶段的斗争性区别开来，在国际上是要与西方式的对立面的斗争的和谐思想区别开来。然而，“和谐”在其提出来时，虽然分为国内的“和谐社会”构建与全球的“和谐世界”构建两个方面，其内涵基本是一以贯之的。关于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构建，胡锦涛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一文中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8)俞可平在《和谐社会面面观》一文中说，和谐社会有八大要素：一，乃理想目标，而非阶段性目标；二，是一个多元社会，而非一元社会，因利益多元需和而不同；三，是一个民主和善治的社会；四，是一个法制而秩序的社会，五，是一个宽容、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六，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七，是一个诚信的社会；八，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29)关于全球的和谐世界构建，中国政府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说：“和谐的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30)胡锦涛在联合国六十周年庆典的讲演中提了四点：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推进联合国的改革。(31)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却极有可能成为两个不同概念：在国内，和谐观念与“革命”和阶级上的“斗争”观念有根本性的区别，而显出了新的时代象征，与古代的“和”的思想有字面上的同义，而呈现了一个深厚的内容；在国际，由于中文并非通用语言，“和谐”的传播一定要翻译成通用语言的英文“harmony”，而“harmony”所内含的西方和谐理念在内容上与中国的“和”是极不相同的，所以，作为世界主流的西方文化有意识无意识地都要用“harmony”的内涵去理解中国的“和谐”。因此，和谐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在其思想内容的细化上、在其文化对话的方式上还有很多方面需要作理论上的进一步诠释和推进。尽管如此，和谐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思想演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已经在以下三点体现出来：第一，它为中国现代性的走向提供了一个理想框架；第二，它为中国现代性与悠长深厚的传统的对接提供了一个互通的框架；第三，它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对话框架。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邓小平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
    ③④《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第10、1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⑤以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莫斯(R.S.Morse)赴东京大学传授进化主义为契机，进化主义风靡日本学术界，“进化这个词好像长了翅膀，飞遍整个日本，留心新知识的人常常开口进化，闭口进化，好像只要谈进化，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似的”(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第119页，马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总理(校长)加藤弘之(1836-1916)于明治7年(1874年)著《国体新论》，倡天赋人权说，明治15年(1882年)著《人权新说》，倡进化论的强者权利说，“进化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这些后来闻名遐迩的词均为其所创(冯天瑜：《新语探源》，第311—3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日文汉译以“进化”为名的著作有：斯宾塞：《政治进化论》，译者不详；伊耶陵：《权利竞争论》，译者不详；加藤弘之：《物竞论》，杨荫杭译，东京译书汇编发行所，1901；《加藤弘之讲演集》，作新社译，作新社，1902；加藤弘之：《天择百话》，吴建常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加藤弘之：《人权新说》，陈尚素译，上海，开明书店，1903加藤弘之：《道德法律进化之理》，金寿庚译，广智书局，1903；加藤弘之：《政教进化论》，杨廷栋译，广智书局，1911；有贺长雄：《族制进化论》，译者不详，广智书局，1902；有贺长雄：《社会进化论》，麦鼎华译，广智书局，1903；石川千代松：《进化新论》，译者不详。
    ⑥梁启超有关进化论的文章有：《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载《清议报》，第11号，1899；《史学之界说》，载《新民丛报》，第3号，1902[讲自然界是循环而人类史是进化(螺旋性)，中国史的错误是误认螺旋为循环]；《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载《新民丛报》，第3号，1902；《论进步》，载《新民丛报》，第10—11号，1902；《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18号，1902(介绍英国BenjaminKidd的《泰西文明原理》和《人群进化论》)。
    ⑦参见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第1—30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⑧严复：《天演论》，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第13页。
    ⑨严复：《论世变之亟》，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
    ⑩梁启超：《论进步》，载《新民丛报》，第10—11号，1902。
    (11)梁启超：《论学术势力之左右世界》，载《新民丛报》，第1号，1902。
    (12)以上关于革命词义的叙述，综合了彼得•卡尔华特《革命与反革命》(第3页，张长东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和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中的内容。
    (13)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10页。
    (14)以上《说文解字》及各家注，见徐复、宋文民：《说文五百部首正解》，第54—5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15)孙文：《中国之革命》，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1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16)梁启超1904年写《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说：“革命有广狭义。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变动者皆是。次其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
    (17)章太炎《序《革命军》》：“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非革命云耳。(邹)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逐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18)[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172页，赵倩、王草、葛平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9)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8号第1卷，1920-09-01。
    (20)胡耀邦认为，搞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改革要贯穿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坚决有序地改，就是全党都要按照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序地进行。总之，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我们要认识到改革的极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胡耀邦：《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载《人民日报》，1983-01-21)。
    (21)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15页。
    (22)(24)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3)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编》，上卷，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5)(26)(27)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6、24、26页。
    (28)胡锦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载《人民日报》，2005-06-27。
    (29)俞可平：《和谐社会面面观》，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
    (30)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见http：//news.sinhuanet.com/，2005-12-22。
    (31)胡锦涛：《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载《人民日报》，2005-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