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语言文字研究是阿尔泰语言学、契丹史和辽史的一项重要课题，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在契丹小字释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契丹文字研究一直长盛不衰。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契丹小字的成功解读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近20年来契丹文字石刻资料的大量出土。
    从契丹文字资料的出土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共发现契丹小字石刻9件、契丹大字石刻6件（其中《静安寺碑》和《故太师铭石记》连一张清晰的拓片都未能留下来，几乎无法利用），而从80年代初至2000年，新发现的石刻材料就有17个契丹小字墓志和6个契丹大字墓志，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契丹字石刻出土。就字数而言，80年代以前发现的契丹小字和大字石刻的总字数分别约为9200余字和3700余字，而80年代以后发现的契丹小字和大字石刻，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其总字数各为21000字和8000字左右，分别相当于80年代以前的两倍以上。1983年出土的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和1993年出土的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字数最多的契丹小字和契丹大字石刻资料。这些新的发现为契丹文字的解读提供了比以前丰富得多的文字材料，对于契丹语文研究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随着材料的日益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也愈来愈深切地感受到契丹文字资料对辽金史研究的重要性。辽金史领域内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与历史研究互不介入的时代应当结束了。可以预见的是，契丹语文学将成为21世纪辽金史研究者必备的专业知识。
    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已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现的契丹小字资料全部予以刊布；80年代以前出土的契丹大字资料，在于宝林先生的《契丹文字文献论著解题》一文（连载于《文献》1985年第1、2、3期）中也已做了详尽的介绍。本文旨在对80年代以后新出土或新刊布的契丹大小字石刻做一个全面的著录，共计著录契丹小字石刻17件（包括12个已经发表的墓志和5个尚未发表的墓志、哀册），契丹大字石刻6件（其中有两个已经刊布，另四个尚未发表）。此外据我所知，从2001年至2002年8月，在辽宁阜新和内蒙古巴林左旗等地，又先后出土了三个契丹小字墓志，但目前对这几方墓志的情况还一无所知，故本文暂不涉及。
    几年来，在蒐集契丹文字资料的过程中，除了尽力寻觅一切见诸书刊的资讯外，还常常得益于刘凤翥先生向我提供的各地出土契丹字石刻的最新消息，我愿借此机会向他致以真挚的谢意。
    一、契丹小字石刻
    1）耶律仁先墓志铭
    刻于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年）。1983年7月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县小塔子公社莲花山大队东山生产队辽耶律仁先家族墓群中。耶律仁先墓曾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959年和1962年三次被盗掘，为避免再遭不测，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于1983年5月至9月对该墓群进行清理发掘，从耶律仁先墓中出土墓志一合。墓志为正方形，边长117厘米。志盖正面中央阴刻篆体汉字“大辽国尚父于越宋王墓志铭”4行12字，志盖内侧刻契丹小字70行，每行字数不等，行均70字左右，总计5100余字，现存约4500余字，是迄今发现的契丹小字石刻中字数最多的一种。据刘凤翥先生统计，其中有一百多个新的原字，大大丰富了原有的契丹小字资料。志石正面刻汉文墓志37行，每行44字，共计1409字。汉文墓志与契丹小字墓志不是对译的。由于该墓志为砂岩石质，风化较为严重，故多有字迹漫漶不清之处；加上字距、行距较窄，字体较小，给辨认释读造成了一定困难。原石现存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墓志摹本及拓本照片见即实《〈乣邻墓志〉校抄本及其它》（《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四探》（载《第三十五届世界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台北联合报国学文献馆，1993年）附录一。对墓志内容做过考释的还有韩宝兴《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即实《〈乣邻墓志〉释读》（载同氏《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乣邻墓志〉释读述略》（《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4期），阎万章《北票出土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铭〉考释》（《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吴英哲《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补释》（《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等文。
    2）耶律宗教墓志铭
    刻于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1991年5月出土于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鲍家乡高起村西北约1.5公里处的一座辽墓中。志盖正面刻篆体汉字“大契丹国广陵郡王墓志铭记”3行12字，志盖内侧刻契丹小字36行，每行字数不等，共计一千余字。志石阴刻楷体汉字墓志33行，满行41字，共计935字。契丹小字墓志与汉文墓志不对译。在迄今发现的有年代可考的契丹小字石刻材料中，这是时间最早的一方。墓主耶律宗教（992～1053年）是辽景宗之孙，圣宗弟耶律隆庆之子。原石现存辽宁省北宁市文物管理所。汉文墓志拓本照片及录文见鲁宝林等《北镇辽耶律宗教墓》（《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契丹小字墓志摹本见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13卷第2期，1995年12月）附录二，另有阎万章《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铭〉考释》一文（《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曾做过解读。
    3）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
    1991年秋发现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乡海棠山摩崖造像群内。墓志原来应为正方形，现已残去右半边，仅存左半边而呈长方形，长1.04米，宽0.7米。中间阴刻契丹小字墓志铭，现存13行，约300余字。由于墓志前半已残去，墓主人名氏及撰刻年代均不详。残碑背面是浮雕佛像，残存四尊坐佛。该碑背面造像和正面所刻契丹小字不是平行而是垂直的，说明两者可能不是同时所刻，大概原为契丹小字墓志，后将墓志劈开改刻佛像。原石现存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墓志拓本照片及摹本见吕振奎、袁海波《辽宁阜新海棠山发现契丹小字造像碑》（《考古》1992年第8期）、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四探》（载《第三十五届世界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台北联合报国学文献馆，1993年）附录二，另有吕振奎《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补释》一文（《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亦曾予以考释。
    4）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残石
    1993年9月13日，内蒙古敖汉旗新地乡老虎沟村发现一座古墓被盗，敖汉旗博物馆于9月16日至24日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出契丹小字墓志一合。墓志为汉白玉质地，志盖无任何文字和花纹，志石长110厘米，宽95厘米，阴刻楷体契丹小字51行，现存48行，满行42字至57字不等。墓志早期被盗墓者砸毁，残去左右两上角，约残700余字，现存共计1570余字。由于首行志题及第2至13行上部皆残，无法知道墓主是谁，根据刘凤翥先生对该墓志契丹小字的解读，得知墓主人是辽末降金的契丹人，在金代曾任博州防御使，卒于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故暂且将此墓志命名为《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残石》。刘浦江认为该墓墓主可能是《金史》卷九○有传的移剌斡里朵，并主张将这方墓志定名为《金镇国上将军移剌斡里朵墓志铭》（残石），可备一说。在迄今发现的契丹小字石刻中，这是时代最晚的一方，距金朝明令废止契丹字仅二十一年，因此对于研究晚期契丹小字很有价值。由于该墓志质地很好，雕刻较为精细，有利于辨认和释读。原石现存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墓志摹本见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年第9期）、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13卷第2期，1995年12月）附录三，刘浦江《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考释》（《考古》1999年第5期）对墓主进行了探索。
    5）泽州刺史墓志残石
    约刻于辽天祚帝乾统八年（1108年）。该墓志是1994年冬在内蒙古巴林左旗三山乡南沟村旁一处被盗掘的辽墓中发现的，当时志石已碎为两块，两石左上角和右上角各残去若干行，仅存中间下部26行，每行的上半部分又都残去若干字。残石宽64厘米，最高处为56厘米。由于碑题和名讳部分均已残去，而在第20行有“泽州之刺史”的字样，姑命名该残石为《泽州刺史墓志残石》。原石现存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博物馆。墓志拓本照片及摹本见王未想《契丹小字〈泽州刺史墓志〉残石考释》一文（《民族语文》1999年第2期）。
    6）耶律迪烈墓志铭
    刻于辽道宗大安八年（1092年）。1995年5月出土于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嘎亥图镇附近一座被盗的辽墓中，后由北京市文物公司购得，于1997年捐赠给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墓志由志盖和志石两部分组成，灰砂岩质。志盖正面阴刻篆体汉字“南瞻部洲大辽国故迪烈王墓志文”3行14字。志石长91厘米，厚11厘米，阴刻契丹小字32行，因志石未能刻下，故志盖内侧续刻有契丹小字9行，总计41行。每行字数在10余字至50余字之间，共约1740字。该墓志志盖右边有残缺，志石碎成五块，但仍可拼合，文字大多清晰可辨。墓主耶律迪烈（1026～1092年），《辽史》卷九六有传。墓志作者为耶律固。墓志拓本照片及摹本见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包联群《〈南赡部洲大辽国故迪烈王墓志文〉的补充考释》一文（《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根据最初的拓片对部分残损文字做了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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