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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 荣维木 参加讨论

    除了对正面战场的整体研究外,郭汝瑰、黄玉章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是迄今为止关于抗日正面战场研究最为系统的一部专著。该书不仅对正面战场军事战略等全局性军事问题深入论述,还分析了各战役利弊得失,并对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主要强调了两者的配合作用。
    五、抗日战争中的社会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运行的,它与中国抗战的进程及胜负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它也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过去的研究比较侧重对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研究,而近些年的研究开始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如关于战时国统区经济研究,以往一般是以近代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较少注意在战时国统区经济相对日本的侵略而具有民族性的一面。近些年的研究,开始注意从战时状态下中国经济与反侵略密切相关的大背景下考察问题,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如有人提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经济政策,总体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它的实施促进了西南经济的发展,并有利于摆脱抗战初期的被动局面。[15]
    因与现实借鉴相关,战时西部地区经济研究仍为热点。李云锋、曹敏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也主要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对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绩,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16]作者认为,国民政府早在战前就有了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并着手实施,而在战时则积极推进这一战略。西北开发包括交通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工矿业发展等项;西北开发的结果使农业进步、工业近代化程度提高、商贸繁荣、东西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扩大,不仅为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改变西北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基础。
    另外,关于战时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也成为研究热点之一。温锐、游海华的《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对战时赣闽粤边区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原因、过程、结果进行了分析;又如黎志辉的《蒋经国与“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对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的新政措施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与以往不同,以现代化的视角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审视。[17]
    六、战时中国外交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抗日需要外援,另一方面,中国战场又具有牵动全局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外交活动不仅十分频繁,而且作用十分重要。因此,战时外交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这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如下。
    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往一般认为,中国是单方面的受惠国。现在则有人提出,中国仅希望签署中苏互助条约,对互不侵犯条约并无兴趣,只是苏联施以不签此约就不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压力后,中国才同意订立这一条约。作为条约的附加条件,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就缓解了苏联对日本联华制苏的担忧。所以,这一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18]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有学者认为它分化了日德关系,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使之能够集中力量准备对德作战,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具有意义。但苏日互相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19]
    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其持肯定态度。新的研究则认为,此约既有苏联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苏联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它的积极因素是,苏联红军根据条约精神对日宣战,加速了结束战争的进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势力。消极因素则是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反映了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20]也有人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有关旅顺、大连、东北铁路和外蒙古的内容,都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21]
    战时中英美关系研究中,新约运动引人注意。1943年,英美同意与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约,一些学者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尽管此后在实际上中国并未取得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地位。新约的订立,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结果,因此,肯定新约并不是对国民政府的褒扬,而是对中国全体军民抗日业绩的肯定。[22]异议者则认为,新约并不标志着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因为新约废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权,并未废除所有的特权,而且在新约签订后,英美并未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雅尔塔会议便是明证。[23]
    另外,关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学界的共识是: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大部分兵力,有利地配合了欧洲战场盟军作战;中国是以最大的牺牲坚持抗战来赢得大国地位的;苏联与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也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因素之一。
    七、战争遗留问题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是指与战争历史密切相关而在战后没有解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战争受害民间诉讼引起两国重视,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右翼否认历史事实的现象频频发生,并对日本政府保守势力产生影响,使得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首先是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研究。1894年日本实际占领了该列岛,1945年后,该列岛受美国托管,1969年美国结束托管,1971年将该列岛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归还日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申明对该列岛拥有主权。近年来,有人以中国古代文献论证,早在15世纪以前中国就已经发现了钓鱼岛并为之命名。以后几个世纪,在日本图籍中不仅沿用了中国对钓鱼岛及附近岛屿的命名,而且明确将其划在中国海域之内。另据明清文献数种,钓鱼列岛列入中国版图之后,曾先后划归中国福建和台湾海防区域。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吞并了钓鱼列岛,但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理应将其交还给中国。[24]还有人以日本文献论证,日本在1894年实际占领钓鱼列岛之前,朝野人士的共识是:“钓鱼列屿系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25]论者还对日本霸占钓鱼列岛的历史过程做了详细阐述。
    其次是与战争受害诉讼相关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劳工受害、生化武器战时受害与战后遗害等研究。其中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中国起步较晚,落后于日本和韩国,但近年也取得一些成绩。如关于受害人数,有学者考评后提出,在日军中36万-41万的慰安妇中,大多数是朝鲜和中国受害妇女。[26]针对日本右翼提出的战时慰安妇是商业行为的产物,中国学者依据史料论证了慰安妇制度的起源,指出这一制度完全是为日本侵略方针服务的。2003年8月4日发生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中国平民事件(八四事件),引起人们对日本化学战及化学武器遗留问题的关注。步平的《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史实,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2000人-3000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27]作者还叙述了中日两国关于解决遗留化学武器的共识,认为对日本化学战责任的追究可以成为日本人正确认识侵华战争历史的突破口。
    再次是关于史观的研究。该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右翼教科书的剖析方面。从2001年日本科学文部省第一次通过右翼教科书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剖析日本右翼教科书的著述。其中由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出现、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评介,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日本国内与国际的政治背景,以及它反过来对日本社会和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并针对日本扶桑社教科书错误史观和对历史歪曲的具体问题进行剖析。值得重视的是,针对右翼教科书中的错误,中日韩三国学者已经联合起来,撰写了客观描述东亚历史的三国共同历史读物,该书已于今年5月底在三国同时出版。
    在研究右翼史观时,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评判。荣维木在《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一文提出:“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时起到了战胜侵略者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维护民族利益也是我们进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但是,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战争遗留问题也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问题,是一个关系亚洲、世界和平与人类美好前途的问题。从这点来看,我们对它的审视和研究,又不能完全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特别是在我们批判日本社会存在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防止把自己也降低到同样的程度。实际上,战争遗留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所能容纳的范畴”。[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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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荣维木.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J].江海学刊,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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