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日本学者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而其中对于宋代城市的研究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关于日本的宋代城市研究的概况，斯波义信、木田知生、伊原弘、平田茂树等在不同时期先后作过一些学术回顾。
    斯波义信学术视野开阔，其代表作《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都市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对宋代城市均有精彩论述。他的《围绕中国城市研究的概况》（《法制史研究》第23卷，1974年）以法制史研究为中心对日本学界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城市研究作了概述。此外又有《从宋代城市看中国城市的特征》（《历史学研究》第614卷，1990年）、《对宋代城市化的考察》（《东方学》第102卷，2001年）相继发表。
    木田知生的《关于宋代城市研究的诸问题》（《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2号，1978年）、伊原弘的《以宋代为中心的城市研究概况--木块拼花工艺的多面体解剖学》（《中国--社会与文化》2，1987年）、平田茂树的《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也分别以各自的研究兴趣为重心，对宋代城市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述评。
    考察宋代的城市问题，都城开封应该说是个极好的研究对象。宫崎市定在《中国史》下卷中用“输出血液的心脏”来比喻开封在北宋时期的重要地位。另外，有关开封的史料也远较地方城市为多。从宋代城市研究的成果来看，其相当多的内容是依据开封的史料，或者以开封为例来展开论述。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专门研究宋代开封的论作。这些研究虽然不乏一些经典之作已为我国学界所熟悉和引用，但尚有一些近年的成果未能被广大学人所及时了解。
    本文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对几代日本学者研究宋代东京的成果作一介绍，对该领域的学术史进行简要的回顾，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1980年之前：以宋代城市制度为中心的经典性研究那波利贞的《宋都汴京的繁华》（《历史与地理》第10卷第5号）、中野英雄的《北宋的首都汴京》（《日本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四辑）、曾我部静雄的《开封与杭州》（《中国历史地理丛书》第七辑，富山房1940年版）描述性地介绍了开封的城市风貌、传统节日等情况，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性成果。
    直到加藤繁一系列论文的发表才奠定了宋代东京研究的基础，他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东洋文库1952年版）对宋代的城市制度做了丹创性的研究。文章主要以开封为例，说明了宋代城市的城壕结构，然后指出坊制到了北宋末年就已完全崩溃。与之相伴，市制也逐渐崩溃，坊内和市内的商店都争先朝着街面建设店铺，之前固定的东市、西市的区划也逐渐湮没。商店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夜市兴盛起来。瓦子这样的游乐场所，临街而立的二三层的酒楼，这些情形都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废除，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这篇论文的精髓是讨论坊制的崩溃过程。他认为，唐代的坊制在宋代初年也还存在，到真宗的天禧年间还是这样。他根据街鼓的废止时间，判断坊制的崩溃时间为宋仁宗时候。坊制崩溃以后，坊的名称不一定就此消失。但从熙宁年间起，已经逐渐不称坊名，开始流行用街巷等名称来指示城里的地理。
    对于加藤繁的这个学说，梅原郁先生的《宋代的开封与城市制度》（《鹰陵史学》第3、4号，1977年）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订正。梅原郁对加藤繁引用的一些史料提出了质疑，进而认为虽然能见到“东市”、“西市”这样的字句，但全都是以斩刑的场所出现，因此从史料来说，宋初的市制依然存在这一说法也许有点靠不住。梅原郁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坊制、市制的存否，不如说是坊制实体坊墙存否。梅原郁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对“侵街”的现象的分析，指出唐宋街道变化的三个阶段：（1）从坊内店肆到临街店肆，（2）临街店肆到侵街店肆，（3）从侵街店肆到夹街店肆。由此，梅原郁将坊制的崩溃上溯到宋初甚至五代，从而修正了加藤繁的观点。
    木田知生的《关于宋代城市研究的诸问题--以国都开封为中心》（冯佐哲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原载《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2号，1978年）在对加藤繁、梅原郁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侵街政策的变化，论述了以开封为代表的宋代城市的变化过程。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士大夫在京城经营大型邸店的现象。
    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加藤繁到70年代的梅原郁、木田知生，日本学者对宋代开封的城市制度进行了相当精到的研究，其观点常被中国学者引用，至今仍有影响。
    二、1980-1990年：平静中的拓展进入80年代，对于宋代东京城市制度的研究开始淡出日本学人的视野，新的研究领域日渐开辟。
    山内弘一的《北宋时代的郊祀》（《史学杂志》第92卷第1号，1983年）、《北宋时代的神御殿与景灵宫》（《东方学》第70卷，1985年）、《北宋时代的太庙》（《上智史学》第35卷，1990年）等论文对宋代都城东京举行的礼制空间及其相关的诸问题进行了探讨。梅原郁的《皇帝。祭祀。国都》（《历史中的城市--续城市社会史》，米乃路瓦书房1986年版）探讨了最高统治者在东京城的祭祀活动及其与东京城市空间等问题，应该说这一研究思路不仅对宋代都城研究多有启发，对唐代长安的研究也颇有影响。另外，他的《宋代都市的房僦及其周边》（《布目潮讽博士古稀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90年版）论述了有关宋代城市居住生活方面的诸多问题，例如店宅务与楼店务、城内住宅的赁贷、房钱的放免、赁房的契约、赐第等等。
    古林森广的《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汴河水路工事》（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水利史论丛》，东京国书刊行会1984年版）则探讨了宋代东京的汴河水利工程。
    斯波义信的《从宋代城市看中国城市的特征》（《历史学研究》第614卷，1990年）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了都城开封的人口构成，消费规模、汴河航运、商业结构以及北宋亡国之后的没落等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本文不仅讨论了宋代的东京开封，而且从宏观的视角来把握，将宋代东京视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关键性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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