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建国以后，作为文化界的领导人和带头人，郭沫若以更大的热情，继续对历史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在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同时，兼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历史研究》杂志编委会的召集人，先后发表了《奴隶制时代》（52.6）、《管子集校》（56.3）、《〈盐铁论〉读本》（57.6）、《李白和杜甫》（71.10 ）等著作，还领导编写了《甲骨文合集》和《中国史稿》，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作出了新贡献。
    1950年以后的两年，郭沫若先后发表了《蜥蜴的残梦》、《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等论文。后来，他将这些论文汇集出版，题名《奴隶制时代》。在这部著作中，郭沫若通过与不同的历史分期观点的讨论，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论证了自己的殷周奴隶社会说。在1952年发表的《奴隶制时代》一文中，他指出：由原始公社制转变为奴隶制，这在中国是在唐虞时代以后出现的，“夏民族的统治是存在过的，但它的文明程度不会太高，当时的生产情形，顶多只能达到奴隶制的初级阶段。”〔12〕就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之交，春秋为奴隶制的末期，战国为封建制的初期。曾有人认为郭沫若在史学研究上“多变”，进而对此有所非议。笔者认为，“多变”是事实，但非议大可不必。学术研究对于研究者本人来说，总是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他对中国古史分期尤其是对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前后有两次变动，但是每一次变动，都是因为有新的史料发现或因旧史料得到了澄清。对此，郭沫若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己研究古代已有二十几年了，只要有新的材料，我随时在补充我的旧说，改正我的旧说。我常常在打自己的嘴巴。我认为这是应该的。人有错误是经常的事，错误能够及时改正，并不是耻辱。”所以，郭沫若这种变动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变动，是郭沫若开拓、创新的治史特色之外的又一特色，即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不断追求的精神。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领域都有重大的建树，且在古籍整理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又一新成果便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对典籍，郭沫若是充满感情的。他说：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文化典籍之多，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我们不仅应该加以尽心的爱护，而且应该加以很好的整理。”〔13〕为此，他写成了《屈原赋今译》、《管子集校》、《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读〈随园诗话〉札记》、《序重印〈崖州志〉》等等，其中最值得称叹的是《管子集校》。
    《管子》一书是研究古史的重要著作，然经历年代久远，古写本不可复见，简篇错乱，文字夺误，触目皆是，故自明以来，此书号为难读。近人许维遹、闻一多曾着手纂写《管子集校》，却因工程浩繁，仅做了一个草案就停止了。郭沫若自然知道整理《管子》的难度，他说：“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此书“如不加以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作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前人已费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释，但复散见群书，如不为摘要汇集，读者亦难周览。有见于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14〕于是，郭沫若组织人力，广泛收集各种版本，四处调阅诸种稿本以及散见于辞书中历代研究《管子》的资料，把当时全国有关《管子》研究的材料统统汇集在一起。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他核对原文，纠正错谬，耗时两年，最终完成了一百七十余万字的煌煌巨著，“为《管子》的校释提供了一部总结性的著作。”〔15〕在这部著作中，郭沫若攻克和凿通了许多疑难之处，如《侈靡篇》，一直被视为不可读，不可晓。可郭沫若将它读通了。不仅乙定了错简，改正了错字错句，令全篇文字恢复了原状，且对其中的诸种思想作了深入的剖析。经过郭沫若的整理，昔日浑沌难解的《管子》变得基本可读了。《管子》一书只是托名管仲，实非管仲所著。书中道、儒、法、名、农、阴阳、轻重诸家学说杂糅交错，各篇的写作时代也先后不齐。所以在集校中，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章制作时代和作者的考索。除以长篇《叙录》加以介绍外，还于诸篇集校中，详细考释。在解放后的郭沫若史著中，此书最受称扬。张舜徽先生充分肯定此书“取材丰富，考订多精”，我们“今天阅读《管子》，自以此本为最善。”〔16〕当今学者研究《管子》，亦无不以此集校本为主要依据。实事求是地说，《管子集校》已成为几十年来学术界公认的一种最完善的《管子》校释本。
    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并不多见的史学大师之一。他的治史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成熟的历程如唇齿般紧密相连。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七百余万字的史学遗产，在中国历史研究的长河中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值得后世学人景仰和效仿。
    注释：
    〔1〕〔4〕《海涛集·跨越东海》，见《沫若文集》第6卷。
    〔2〕《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
    〔3〕《金文丛考》题词，见文求堂1932年版。
    〔5〕《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的解答》， 《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6〕〔7〕《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 卷。
    〔8〕参见刘茂林《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中国历史的苦心经营》，载《郭沫若研究》第3辑。
    〔9〕《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39页，上海亚东图书局1924 年出版。
    〔10〕《沫若文集》第12卷，第20页。
    〔11〕《论赫尔的名言》，《商务日报》民国33年4月1日社论。
    〔1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15、17页。
    〔1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439页。
    〔14〕《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5卷， 第18页。
    〔15〕赵守正《（管子集校）撰写说明》。
    〔16〕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