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五四”前后为推进中国学术走向近代化所作的诸多贡献之中，就包括他是国内最早研究章学诚、提出了诸多精到看法这一贡献。章学诚是乾嘉时期出色的史学评论家，他在论述史学的演进与改革、探讨学术源流和建立方志学体系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但因其学问不投时好，故在考证学盛行的当日，不被理解，甚至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死后百余年中，默默无闻。《国朝耆献类徵》中有几行小传，把章学诚写成“张学诚”；谭献为他做过一篇小传，但因对章氏学术甚为隔膜，论述很不中肯，故也未引起人们注意。到1922年，胡适著成《章实斋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却反响强烈，并导致了对章实斋研究的热潮。诚如杜维运所言：“领导中国新学术之胡适于1922年继写《章实斋先生年谱》，章氏旦夕间变为中国史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注：杜维运：《清代史学和史家》第367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同年秋， 刘宗炎刊刻的资料较为周备的《章氏遗书》也行世，章学遂成为显学。然而对这样一本与近代学术史、史学史关系不小的著作，多时以来诸多论及“五四”时期学术思潮和胡适史学成就的文章中却鲜有言及。本文旨在考察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具有哪些显著特点，并把它与同一时期其他学者对章学诚有过的研究、评价联系起来，评述其学术价值，以期引起专家和读者对此问题重新审视的兴趣。
    一、《章实斋先生年谱》的显著特点
    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下简称《胡谱》）为何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呢？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以近代的学术眼光和新的视角，总结出章学诚学术的精华所在，再现了这位杰出学者的独具风貌。一般年谱，只是按年月记载谱主的生平事迹，但胡适却十分自觉地突破以往年谱只作事实的搜集和编排的旧格局，真正要贯注进去学术的灵魂，即他所说的“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不但要再现章学诚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学术交往，尤其是要总结、提炼出“章学诚的学问与见解”；并且一反旧时年谱往往对谱主多加隐讳粉饰的作法，“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注：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具体说来，《胡谱》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总结章学诚学问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贡献
    《胡谱》的最大特色是，系统而清晰地总结了章氏文史理论及其方志学理论的形成轨迹，并经过认真提炼，采撷出最能反映章学诚的观点主张和治学风格的言论，突出说明章学诚的学术贡献。胡适特别讲到他在整理、考证《文史通义》主要篇目和章氏其他著作的写作时间上下了大功夫，“凡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编注；那些没有年月的，如有旁证可考，也都编入。那些全无所考的，我只好阙疑了”（注：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胡适这样做，不仅显示出他考证的功夫，更重要的是他把章学诚主要篇章的写作时间、前后关系及有关的背景研究清楚了，才能显示出其学术思想如何逐步演进并走向成熟。
    胡适以极其敏锐的眼光，从一开始便钩稽出章学诚少年时代虽属萌芽状态，但已蕴含他未来独特志向的诸多有意义的事实：章学诚从小对史学便具有浓厚兴趣，16岁时“编纂春秋家言，戏为纪表志传，自命史才，大言不逊”，“虽甚騃滞，而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已近于史学；塾课余暇，私取《左》、《国》诸书，分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几及百卷”。当时塾师除举业外，不许学生阅览其他书籍，故章氏17岁时买到一本《韩文考异》后，“匿藏箧笥，灯窗辄窃观之。尚不尽解，但爱好不忍释手”；21岁时“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以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注：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下注文，凡不注明出处，皆出此书。））。《胡谱》通过上述记载，一开始就揭示出章学诚从小对史学不仅偏爱，而且独具颖悟这一重要特点。加之父亲的引导，遂启发章氏以后选择了重“别识心裁”这一治学的根本方向。《胡谱》有两处记载很值得注意，也别具情趣：一是“十五六岁，尝取《左传》删节事实。父见之，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吾于是力究纪传之史”。他父亲当时任湖北应城知县，早年曾改编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为《章氏别本》，故对学术有他的见解。二为章氏20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云：‘三月，桃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先生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父亲的解释真正讲出了诗的意境，启发、开导了章学诚，从此他认识到读书当知大义，不能为训诂牢笼。父亲的教育、指点，对章学诚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胡谱》的重点是阐述章氏“对于文史校雠，有所发明”的思想轨迹及其理论上的贡献，这也是最令读者获得教益的地方。这里举出几个突出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