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初的乾嘉时代，是中国考据学，亦称朴学的最为壮观的高峰。80余年中，人才辈出，著作如林。为了攀登考据的峰顶而领略无限的风光，乾嘉考据学者做出了超乎常人的不懈的努力。这已如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自序》中所指出。他们的工作无异于一种苦刑的折磨，然而又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们不禁要问：他们何以甘愿受那种苦刑的折磨？我以为，除了当时客观的原因之外，根本地则在于乾嘉学者的主观选择。
    意识自由"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①乾嘉学者之所以选择"考据"，而非"义理"或"辞章"，是由他们本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对"考据"的认识所决定的。乾嘉学者主观上的最后着眼点，绝非为考据而考据，决非"小学"，甚至也不是"经学"，而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人生价值的最后归宿和最高体现--明道。
    我们以戴震为例，他说："凡学……终乎闻道。"②他由文字训诂入手治经是因"所以明道者其词也。"③他治经的目的是因"经之至者道也。"④他批评吴派"株守先人而信之笃"是因"亦末志乎闻道者也"⑤。他与好友切磋是为"讲明正道"⑥，他"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是因他以"述古圣贤之道者"自任⑦，他对自己学术成果的要求也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⑧。这种以"明道"为指归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于先秦产生，随着历史的发展，层层积淀反复强化，形成一种传统的模式，左右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活动，甚至左右着他们治学的方向和道路。
    "道"是什么？道是"天地之心"，是"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⑨。道高深莫测，道玄之又玄，从来不可被具体地把握，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却无一例外地向着这个虚无飘渺、不可企及的目标做着永无休止的攀登，恰恰是这个虚无飘渺不可企及的目标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后归宿，向着这个目标追求的热忱和成果也就成了人的价值的衡量尺度，也正是这种追求成了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动力。道的实质，就个人而言，是一种如何安身立命的道德信条，就社会而言，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概括地说，就是"内圣"和"外王"。二者构成了"明道"的两个主要内容，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
    余英时先生说，士志于道，中国知识分子从孔子开始，便以"道"自任，结果就和"势"--政权处于对立之中，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即以批评社会政治为职志，使之合道，这就是"外王"。中国的道，自始至终没有组织的形式，道的"庄严性"只有通过个别知识分子的自重自尊始能显现出来，这种自重自尊就是提倡内心修养，亦即"内圣"⑩。
    从孔子和孟子对管仲的评价中，我们已能看到由"外王"向"内圣"倾斜的痕迹。到了宋代，由于中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君权，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再能制约它，"外王"终于完全让位于"内圣"。程颐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11）"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以修身为本。"（12）宋儒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政治伦理学说，终于使"内圣"和"外王"完全离异。内是本，外是末，有内必有外。这种学说看起来并未抛弃"外"，但因其强调内，结果把人生意义的追求指向人格内在的完善，使重"修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极其显著的特色。而就现实政治来说，内圣之学日益成为脱离实际的空谈。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理想人格的分裂到明清之际受到进步思想家的不遗余力的攻击。顾炎武打出了"经世致用"的大旗来力挽颓风。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13）。他治考据"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14）乾嘉学者继承了顾炎武的传统，以学术活动的实际，抛弃了宋儒空言性命的内圣，大反空疏，求真求实，期望以此明道，做为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尺度，以外在的明道，以学术活动做为自己思维注意力的所在，这正是乾嘉学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宋儒和乾嘉学者均以明道这个人生目标为己任，但为什么宋儒走向空言心性，乾嘉学者走向考据，根本的原因，一个是内省，一个是外求。宋儒以内圣为戒律，乾嘉学者以外王为准绳。
    乾嘉学者以明道为指归，那么，简直用不到指引，道在六经，别无他途。"圣人之道在六经。"（15）"六经之文深而博大"（16），"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17）。读经为明道，但读经必待小学。"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范范然无觉。""通《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分，莫辩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18）加之语言本身的多义性，多层次，宋以来于小学不讲，汉清时隔遥远，汉儒有许多谬误和疏漏，以及明末篡改古书等等，"经书"简直成了"天书"，简直是一团乱麻，到了不得不整理的时候了。无经学无以明道，无小学，无考据无以明经学。乾嘉学者意识到了时代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意识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19）。这种使命感、耻辱感激发着乾嘉学者的热情。他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由考据以明经，是乾嘉学者"寻思之久，计于心"（20）的结果。"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21）戴震的这段话，简直就是清代考据学的纲领，但它主要阐述的还是考据学的外部规律，即考据与经学的关系；另一方面戴震又提出了考据内部的规律，即文字音韵训诂三者之间的关系，"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义经纬衡从宜辨。"（22）以音韵贯穿文字训诂。至段玉裁，发现了"同谐声必同部"的规律，并将这规律浓缩成"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23）的经典式的格言，王念孙又提出"引申触类；不限形体"（24）。至此乾嘉学者以训诂为中心，以音韵文字为两翼，由训诂以通经，由通经以明道的人生和治学道路。在这条路线和纲领指导下，乾嘉学者象文艺复兴时代发现古希腊罗马文化一样，以极大的热情，"由宋人始，由宋而求唐，由唐而求晋魏"（25），复兴了被宋儒视为"土梗"的汉代经学，为现代语言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并旁及文物典章制度天文历算等许多领域。
    清代学术界认为天下学问分为义理、文章、考覈三类。乾嘉考据学者何以单单选中考覈，对三者的看法及其关系是什么态度呢？
    对其中的文章，戴震干脆说："事为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根固者枝茂，世人事其枝，得朝露者而荣，失朝露者而瘁，其为荣不久。"（26）戴震这种认识，自然属于偏见，但亦有其合理成分，此不赘。
    乾嘉学者认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对此，王鸣盛有过更加详尽的说明。"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而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27）王鸣盛又从治史的角度谈了这个道理。他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年建制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考其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28）之所以取这种态度，和他极力强调"求实"有关。他说："书生胸臆，每患迂愚，既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之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29）有考覈而义理自见，求真求实，这是几乎所有乾嘉考据学者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促成了他们的主观能动选择。对这种选择所造成的偏颇，段玉裁到晚年有所悔悟，他企图由考据通"古圣贤之心志"，但一直停留在考据上，他叹息说："喜言训诂考覈。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30）
    相对比较，义理文章二者，乾嘉考据学者更看重义理，义理与考覈比较，又有本末之分。在义理和考据关系上绝然超出其它乾嘉学者的是戴震。他不但重考据，更重义理。这似乎与他"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的理论相矛盾。实际上，这正是戴震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考覈是基础，但义理是目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写下了充满战斗精神的《孟子字义疏证》。在给段玉裁的信中，他说："仆平生最大著述者，《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正是这部著作，奠定了戴震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地位。
    又有持平之论者代表为姚鼐，"是三者，苟善用之，则无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但这种理论影响远无考据家们影响那样深广。
    虽然乾嘉考据学者的理论和实践均有某些偏颇甚至谬误，但是，他们把评郑之学发展为段王之学，运用比较实证等方法开现代语言研究、历史研究及其它许多学科的先河，无论治学道路还是思维方法，仍给今天的人们以启迪。不妨说，乾嘉考据学者是一批真正的学者！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②（15）《戴震文集·沈学子文集序》。
    ③④（17）（18）（19）（20）（22）《戴震文集·与是仲明论学书》。
    ⑤⑦《戴震文集·答郑文用牧书》。
    ⑥《戴震文集·与某书》。
    ⑧《戴震文集·与姚孝廉姬传书》。
    ⑨（21）《戴震文集·古经解钩沉序》。
    ⑩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11）《河南程氏文集·颜子所好何学论》。
    （12）《大学》。
    （13）《顾亭林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
    （14）《顾亭林诗文集·与杨雪廷》。
    （16）《戴震文集·凤仪书院碑》。
    （23）段玉裁：《王怀祖广雅疏证序》。
    （24）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
    （25）阮元：《西湖沽经精舍记》。
    （26）《戴震文集·与方希原书》。
    （25）（27）（2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
    （30）《经韵楼集·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