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在《光明日报》（2003年9月30日）发表文章：《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说：改革，古人称之为“鼎新革故”，它意味着对原有的权力配置、利益关系、社会秩序乃至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行新的调整。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互为条件、相辅相成。
    岳纯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中指出：唐代史馆的工作人员分为三个层次，即监修国史、一般史官和其他勤杂人员。唐代史馆的史料来源有四，记诸司报送，起居注、时政记提供，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主动提供。
    过常宝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上的文章：《“春秋笔法”与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中说：“春秋笔法”是春秋史官发展出的一种价值评判方式，并在《春秋》中得以丰富。史官在天命的支持下，利用职业传统，构建起自己的话语权，并为后世儒家取法。
    张旗在《河北学刊》2003年第5期撰文：《史学危机与史学意识》认为：“史学危机” 呼声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反应和初步调整。两次“史学危机”高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对史学意识的刺激作用也有差异，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戴显红在《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发表的文章：《19世纪后期外国史学传播中国的途径及影响》中提出：19世纪后期，外国史学开始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洋务派知识分子，到了70、80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加速了外国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王盛恩在《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上的文章：《孙甫史学发微》中说：孙甫是北宋史坛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讲史、论史、私撰史书《唐史记》，是引经入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并在效法《尚书》、《春秋》大义的口号下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提供借鉴。
    尤学工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发表的文章：《白寿彝先生历史教学论分析》中指出：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教学论以历史教育为基础，并将历史教学视为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在历史教育总目的指引下，历史教学既要注重基础知识和教学方法，又要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以育人为最终目的。
    谢淑芳在《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撰文：《中国导游史探源》认为：“旅游”和“导游”应该是相伴相生的，因而中国的导游史也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夏商周时期。唐宋时代，旅游成为时尚，导游的服务功能逐渐凸现。直至明代、清代，旅游空间进一步拓展，旅游服务更趋完备。
    王玉德在《江汉论坛》2003年第9期发表文章：《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谈到：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对疫情的纪录，先哲猜测疫情与季节、飞禽有关，认为疫疾是一种“戾气”，提出了防疫的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防疫对策。
    王建华在《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聚落考古综述》提出：聚落考古研究的探索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的极大丰富和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聚落考古研究逐渐深入。作为一种考古学方法，聚落考古应该加强对于人和自然环境的研究，和加强聚落考古资料共时性的确定。
    吴春明，张威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上撰文：《海洋考古学：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指出：奠基于水下探索的海洋考古学作为海洋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于最近10年传入中国。近年来，从渤海湾到南海之滨的水下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这一切对于研究我们的海洋先民认识与开发海洋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