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陔馀丛考》是清代学者赵翼所撰的一部学术笔记。赵翼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生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卒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正当清代所谓的乾嘉盛世。中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科进士。作过广西镇安府（治所在今德保县）、广东广州府知府、贵州贵西道兵备道等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以奉母侍养为辞，退归乡里，其后未再出仕，以诗文著述终其身。《陔馀丛考》全书四十三卷，其中经学四卷（卷1-4），廿四史十卷（卷5-14）， 通鉴钢目一卷（卷15），重要史事五卷（卷16-20）， 诗文杂事四卷（卷21 -24），一般史事与制度八卷（卷25-32），杂俎十一卷（卷33-43）。书前有小引，自称：“以其为循陔时所辑，故名曰《陔馀丛考》。”即谓为奉母家居时所作者。
    笔记杂著的由来很早，宋代以后尤为发达。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二大类。其一类是记事型的，以杂记事实为主，多为正式史书的补充资料，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明代沈得符的《万历野获编》是其例。另一类为考订型的，其形式为提出问题，列举有关资料，或有结论，或无结论，以供后人作进一步的探讨，如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等。《陔馀丛考》是属于后一类的。其成就虽不足与《日知录》相比，而性质与之相当，学者能善用之，自然可得到有益的启发。
    赵翼为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所以《陔馀丛考》的内容，以诗文和史事为主。他的重要史学著作《廿二史紮记》，就是从《陔馀丛考》分立出去的，某些未写入《紮记》者，即仍留在《丛考》中。如关于《史记》，惟有汉建国以后之事，与《汉书》共论，在汉建国以前部分便收于《丛考》中。又如《紮记》目录在第二十三卷有“宋辽二史不相合处”、“辽金二史不相合处”及“宋金二史不相合处”三目，书中皆无其文，而《丛考》卷十三有此三篇，是此三篇原拟收于《紮记》者，后经改写而未用，便仍存旧稿于《丛考》中。故《丛考》与《紮记》有相辅相成之效，不可因《紮记》已单独成书而以《丛考》为无足观者。
    赵翼治学的特点，主要为能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为传统的说法所束缚，或为时人的说法所左右。他在评论诗文时有一首七言绝句：“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瓯北诗钞》绝句二）当然在时代的制约下，他的独立见解有很大的局限性，要相对的来看。乾嘉时期的考证之学，以汉人所传的经学为主，要严守汉人的家法，所以有汉学之称，如王鸣盛就是宗奉郑玄的，对于郑氏的经说奉之惟谨。赵氏则接受了经学家的考证方法，而不用以治经，转用以治史。他说：“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紮记别纸，积久遂多。”（《廿二史紮记·小引》）他虽然不受经学的约束，并非否定经学，而经学原有严格的要求，赵氏既不受其限制，转多粗疏之弊，是其美中不足之处。
    《陔馀丛考》的主要成就，仍在史学方面。如《六朝重氏族》（卷十七），列举魏晋与南北朝各史书中的有关资料，甚为详尽，有补史之用。又如十二相属，为相沿已久之习俗，直到现代，邮局为顺应此习俗，曾逐年发行相关之邮票，其起源于何时，则诸书皆无明文。赵氏蒐集多项资料，写成《十二相属》与《十二相属起于东汉》二文（卷三十四），最早见于记载者为王充《论衡》之《物势》、《四讳》等篇，而北方之匈奴等少数民族多用以纪年，于是推断：“此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款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遂流传入中国耳。”其说颇为可取。又如“万岁”一词，罗列古籍中之实例达20余条，指出其本为古人庆贺之词。又罗列实例20余条，是特用以称天子者；然不十分固定，故多有以万岁为名者，如《北史》后周有李远字万岁，隋时有史万岁，《唐书》颜真卿守平原时有将刁万岁。归纳各种实例，得出以下的结论：“盖古人饮酒必上寿称庆曰万岁，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因殿陛之间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卷二十一）按，此类事例在赵氏所举之外，尚多有之，如明末农民军失败后，张献忠之旧部士兵犹称之为“老万岁”，有双关之意，可为民间口语相沿未改之例证。自从皇帝在现实政治中消失后，以“万岁”为祝贺之词，使用起来更无限制了。
    《有明进士之重》篇，特指出：“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即同一外选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其升调之法，亦有不同，甲科为县令者，抚按之卓荐，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数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职；而乙科沉沦外僚，但就常调而已。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卷十八）这已形成为一种不成文法了，虽为统治阶级内部的失衡，对于历史发展则有一定的影响，而史书绝无专篇记载。此外关于一般史事与制度等，多有助于增广见闻，释疑解惑。如关于科举考试的名称制度等，自秀才、监生，至甲榜、乙榜共列三十六目，达两卷之多。（卷二十八、二十九）又政府至亲族间之称号，如至尊、寡人，以及娘子、小姐等，共列六十三目，达三卷之多。（卷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均叙述简明扼要，引据详明。又如眼镜，在今日为最普通之物，据赵氏考证，“古未有眼镜，至明代始有之，本来自西域”，至以良马易之。摺扇又名聚头扇，为朝鲜人所创制，宋元时已传入中国，原为贡品，故未见流行，明永乐以后，始盛行于中国。习俗之烧香，是由于佛家的影响，古代为焚柴升烟以降神。民间习见之放利债、立合同等，也都作了很细致的考证。（并见卷三十三）于此可见，赵氏注重实际事物及其用心之细。
    赵氏大胆立言，使本书有出色的成就，而有时则陷于粗疏，以成白圭之玷。如《古文尚书》为魏晋时人所伪作，在清代已成定案，最明显之处为今文皆诘屈难读，古文书则平顺易读，赵氏为古文书辩护，以为古文书曾经汉人译写，故与保持原文之今文书不同。（卷一）其实古文书伪作之迹甚多，其内容有明为以后人之言为依据者。如《五子之歌》中有一段：“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乃取自《左传》所引《夏书》之文，原文作：“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哀公六年）《左传》所引者仅称《夏书》，古文书强加之于太康失国时事，略改数字以示异，而删去“帅彼天常”之文，则明为有意乱其出处者。更为明显者，如伪《周官》篇有“不学墙面”之文，“墙面”二字原出于孔子之言：“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伪《周官》之文正为压缩孔子的话而来。赵氏于此类矛盾皆避而不言，其所谓汉人译写古文书之说亦无所据，不过出于臆测，自无说服之力。
    《赵高志在报仇》篇云：“赵高之窃权覆国，备载《李斯传》中，天下后世固无不知其奸恶矣。然《史记索隐》谓高本赵诸公子，病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卒致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直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为世论所未及者也。《金史》宦者梁珫本宋奄人也，劝海陵伐宋，人谓其与宋通谋，使海陵疲敝国中云。”（卷四十一）此说颇为新奇。赵高之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与《李斯传》，未言其出处与如何进身，所谓《史记索隐》云云，不知何所依据，而赵氏遽比之于勾践与张良，可谓孟浪之言。或因《金史》所载梁珫事而联想及之，然梁珫事与赵高事亦不相类。梁珫不过以宋有刘贵人劝诱金海陵王伐宋，以致兵败身死，金人反对伐宋而归咎于梁珫。赵高则为弄权偾事，以致败亡。在赵高迫杀二世后，子婴对其二子说：“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赵高乱秦后明显的政治活动，根本无恢复赵国之说。此为大胆立言以致造成脱离正轨的结果，故读此书时须取批判的态度，以防止被导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