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就这样揭示出，为什么美国人对世界各地的革命都十分关心，而且对外国革命总是陷入模式幻灭的原因。因为他们总是以美国革命经验作为革命的判定标准：“革命是神圣的事业，指导革命必须将混乱控制在最小程度，必须由受尊敬的公民来领导，树立起来的政治目标不能过高，愉快的结局只能是制订权力均衡的宪法，最主要是保证公民权利与财产权”。换句话说，一场成功的革命，必须符合美国革命的模式。与此相关，美国人解释革命失败的原因，也有一个不可改变的倾向，“即归咎于外国领导人的个人缺陷以及外国民众不幸的特性”（122-123页）。作者指出，意识形态使美国人无法理解革命的本质和力量，凡不合美国温和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便会引起敌意；还使美国无法理解、更不必说去同情那些与美国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了。而20世纪如果说美国在适应革命方面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困难了。在这些意识形态影响下，美国领导人还深信为捍卫重大原则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无论多大的代价。越南战争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56000 名美国人死在那里，25万人受伤，耗费了1000多亿美元； 越南方面也许有200万人死亡，外逃的难民超过600万。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很小、很远， 与美国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打这场损失巨大、破坏严重的战争？主要理由“最后只有归结到‘信念’”（186-187页）。
    作者认为，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化给美国的“教训”很明显：一，缩小了美国处理国内事务的能力。“一半以上的联邦预算用于国际项目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军事行动……而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费用从社会角度说是不公正的，从政治角度说是不负责任的”。二，损害了国内的自由原则。如冷战的产物麦卡锡主义、越战气氛下违法乱纪的“水门事件”，以国家安全和威望为理由，剥夺了公众表达有识之见的机会。三，经济自由受到侵害。经济活动以军事需要为中心，必将使经济总水平下降，市场竞争力降低。
    作者寄希望国际性教育将提供一种强效解毒剂，来医治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观念。首先，“美国人应发现与认识到：我们为别人塑造社会制度的能力是有限的；美国应对我们长期以来为了把我们自己的民族自决与发展的概念强加给志向与我们全然不同的民族而引起的矛盾进行深思”。其次，“更深入地准确评价其它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及其各自的价值，将有助于取代美国人的自命优越以及对文化传统的等级观念”。最后，“既对发生革命的原因有较好的理解，又对革命反映出来的主要目标有较好的理解，也许就能去掉我们的恐惧”（209页）。 但他也承认，即使教育能对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起某种遏制作用，它也难以创建出一个外交政策新方向的基础。他认为，关键是复兴在美国历史早期曾有很大影响的共和主义思想，“继续把美国的强大首先理解为在国内完善自由制度而不是去海外促进自由”（210页）。
    尤为难得的是，限于题目作者不得不强调“意识形态很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这些问题”。但同时他也提醒人们注意，理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一定就能洞察这个国家的行为。显然，决定外交政策或其意识形态的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尽管作者在书中并没有提及，但读者在阅读和思考时想必不致忽略。另外，该书在最后提供了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状况及重要著述的简评，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最后一提的是，尽管从书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影响，但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站在同我们一样的立场上。至于该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相信读者在阅读时自有见解。笔者赞同作者的这样一段话：“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完全超越个人的偏见，他们只能依靠约束那些偏见来成功地阐明过去”（186页）。然而， 遗憾的是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并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也许他们的特权地位和根本利益就需要并维护这样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