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14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不幸病逝，国内及日本中国古史学界都为之悲痛，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哀悼。北京大学周一良、田余庆教授在合撰的挽联中说：“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义宁陈寅恪先生以其对魏晋隋唐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为后学公推为史学大师。周、田二先生言下之意，唐长孺先生是陈先生之后魏晋隋唐史领域又一位大师级的史学家。
    这并非生者对死者的溢美之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评价。唐先生给我们留下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从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著作及百余篇史学论文，对魏晋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都作了系统而独到的分析。同时代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人，无不受到他的观点的启发，可以预料，后来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也无法避开唐先生已作的研究。
    当然，讲求修辞的挽联不可能全面概述唐先生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史籍整理方面，唐先生也作出了巨大的成就，他著有《唐书兵志笺正》一书，并主持整理了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的点校工作，经他校勘的这四部史书，无疑是迄今最好的本子，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唐长孺先生还为中国吐鲁番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1975年至1985年间，他担任因他倡议而成立的国家文物局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组长，十年间呕心沥血，加上左眼失明的代价，终于将由他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奉献给学术界，使唐史研究为之大为改观。随后，他又主编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一、二编，为结合出土文书与历史文献研究历史问题提供了范例，受到史学界的推重。
    唐长孺先生于1911年7月出生于江苏吴江。1932年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毕业后，曾于多所中学任教。1940年到上海光华大学任讲师后，受吕思勉先生的影响，始从他酷爱的古典诗词创作转向史学研究，研读辽、金、元史，所作有关史学论著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山居存稿》中。1942年，他离开上海，到湖南蓝田国师任史地系副教授，工作需要他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他因此转而研究魏晋隋唐史，以至终身。1944年，他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6年晋升为教授。解放后，他一直任教于武汉大学。在数十年的史学教育生涯中，他以严谨的学风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史学人才，其中许多已卓然成家，这是唐先生对我国历史学的又一重大贡献。
    在前辈学者中，唐先生最推重吕思勉、李剑农、陈寅恪先生。他视吕先生为他的史学启蒙老师，李先生对他后来治史注重经济问题影响很大，而陈先生的论著则是他开始魏晋隋唐史研究时学习揣摸的对象。解放后，他又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史学研究中。他临终前将他的治学方法概括为“求历史中的变化与发展”，从中我们无疑也可以看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鼓腹盲翁事亦虚，更无才力应世须。乾坤次第开新颜，日月缠绵到岁除。广座杯盘人散后，满城爆竹梦回初。商量七十八年事，请向书丛问蠹鱼。”这首题为《除夕感怀》的诗是唐先生于1988年除夕所作，正是从这一年开始，78岁高龄的唐先生克服种种困难，着手撰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历时三载，对汉唐间即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与前期发展的历史规律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就在他确知已患绝症后，他还忍受巨大痛苦，撰成《论南朝文学的北传》等论文，对书中未尽之处以进一步阐述。他原准备著书论述唐宋间的历史变革，惜天不假年，未竟其业。唐长孺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这种生命不息、拓新不已的精神，和他的不朽的学术论著一样，都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