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志书与《逸周书·史记》体例相同补证
    关于《逸周书·史记》与先秦志书体例相同这一问题，王晖先生依据的仅《国语·楚语上》中的一则材料，(23)兹录原文如下：
    其在“志”也，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征、衙。叔段以京患庄公，郑几不封，栎人实使郑子不得其位，卫蒲、戚实出献公，宋萧、蒙实弑昭公，鲁弁、费实弱襄公，齐渠丘实杀无知，晋曲沃实纳齐师，秦征、衙实难桓、景，皆志于诸侯，此其不利者也。(24)
    这段话是楚大夫范无宇针对楚灵王将筑陈、蔡、不羹三座大城而说的，他讲述了在“志”的记载中，国家筑大城是不利的，并列举了郑、卫、宋等七国史事加以印证。而《逸周书·史记》(25)总结了西周以前邦国部族衰亡的经验教训，下面略举数条以资比较：
    功大不赏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赏，谄臣日赏贵，功臣怒而生变，平州之君以走出。
    美女破国。昔者绩阳强力四征，重丘遗之美女，绩阳之君悦之，荧惑不治，大臣争权，远近不相听，国分为二。
    宫室破国。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26)
    上面每则史料都包含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两部分，《逸周书·史记》就是由这样类似的28段文字组成。(27)通过对比可知，《逸周书·史记》与范无宇所引的“志”体例大体相同，皆为警句格言与历史事件的结合，且皆以“昔”(或“昔者”)领起史事的叙述。《国语·楚语上》记载了申叔时提出教育楚太子的九门功课中就有“故志”，并阐述了其功用：“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韦昭注：“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28)从上引《国语·楚语上》及《逸周书·史记》的相关内容来看，皆具有较强的兴亡之感和鉴戒意义。所以王晖先生据此得出“这类故志类史记的体例，先写警句训语名言，然后印证历史事实，这种警句训言的背后是历史的沉痛教训，甚至是血的代价”，并进而认为：“这类故志都已经散佚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逸周书·史记》篇。”(29)
    表面上看王说似乎可以成立。但需要注意的是，《国语·楚语上》这则“志”文是由“其在志也”四字引出的(它不同于“志曰”)，若以现代汉语可理解为“在志书的记载中”。因古书无引号一类的标点，所以接下来所述内容可以是“志”的原文，也可以是范无宇凭记忆进行的转述，那么，“其在志也”之后的那段文字就有可能不是志书原文，而是范无宇自己的概括或理解。若此，这则志书文本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退一步讲，即便这则佚文确系志书原文，然仅凭此条孤证就断定志书与《逸周书·史记》体例相同，其结论的可信性必然会遭到质疑。基于此，笔者尝试再举证据，以证明志书与《逸周书·史记》体例相同，且看下面这则史料。
    伍员曰：“不可。臣闻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

，灭夏后相。后緍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30)
    《战国策·秦策三》云：“《诗》云：树德莫如滋，除害莫如尽。”(31)由此可知，伍员“臣闻”所本的典籍是《诗》，似乎跟志书没什么关系，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诗”字上。此字鲍彪本《战国策》作“诗”，并注曰：“逸诗”，姚宏本作“书”，“吴师道云：《泰誓》‘树德务滋，除恶务本’。黄丕烈云：非也，东晋古文以为《泰誓》耳。《策》文当本作‘诗’，后人误依古文改作‘书’也……(范祥雍)按：《纵横家书》‘书’亦作‘诗’，黄说是，今从正。《左氏》哀公元年《传》：‘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与此文相类，疑是当时流传成语”(32)。孙诒让则以“古诗、书亦多互称”(33)解释这种现象。牛鸿恩先生以为此处的“诗”不同于我们常见的《诗经》之“诗”，随后又列举了《战国策》《墨子》中7个类似的例子。他从“诗”“志”的字音、字形两方面分析后认为：“这个‘诗’应当是‘志’字”，“把‘志’写作‘诗’的原因，可能由于音近，也可能由于形近……这个想法目前还不能得到直接的证明，但是它的可能性恐怕是不能否定的。”(34)
    我们认为牛说可从。诗、书作为学在官府时期的重要典籍，其中一些成书既久且朗朗上口的重要篇章，自然会在新诗、书的制作过程中被参考、采纳，作诗可参考前代之“书”，君王发布诰命训辞亦可引用前代之“诗”，故其中的某些语句与前代诗、书相近甚或相同也是合乎常理的。单就史官制作志书而言，其材料来源除了历代口耳相传的史事外，诗、书等官府典籍亦在其参考范围之内。所以，志书中的警句格言部分与诗、书的某些语句相近或相同也在情理之中。明乎此，则前人所纠结的诗、书互称问题就较为容易理解了。当然，个中情况要远比想象的复杂，对相关问题还应视具体情况而论。限于篇幅，兹不展开论述。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志”是如何被用作“诗”的，上博简相关记载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提供了契机，现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中有关“诗”“志”两字写法对比如下：

资料来源：以上所列系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缁衣》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整理，其中“孔1.12”表示《孔子诗论》第1简第12个字，余者以此类推。
    为方便讨论，我们不妨将上面牛鸿恩先生的两点推测概括为“音近通假说”和“形近致误说”。上表中的“诗”字可以隶定为“

”或“

”，从ㄓ从言或从ㄓ从口；“志”字可以隶定为“

”，从ㄓ从心，二者皆从ㄓ得声。从上古音来看，“诗”为书母之部字，“志”为章母之部字，二者韵部相同，书、章旁纽，音近可通。上博简(二)《民之父母》简3、4云：
    勿(志)之所至者，志(诗)亦至安(焉)；志(诗)之

至者，豊(礼)亦至安(焉)。(35)
    整理者根据《礼记·孔子闲居》和《孔子家语·论礼》中的“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认为：“‘勿’疑‘志’之误写，但‘勿’读作‘物’，似亦通。”(36)整理者将“志”读作“诗”，认为二字通假。又《民之父母》简7、8：
    亡(无)圣(声)之乐，亡(无)

之豊(礼)，无备(服)之丧，可(何)志是

(37)
    上博简《民之父母》的整理者结合《礼记·孔子闲居》“敢问何诗近之”，及《孔子家语·论礼》“敢问‘三无’何诗近之”，进而认为：“志，读为诗。”(38)由此进一步证实“志”与“诗”可通假，故“音近通假说”可以成立。
    再看“形近致误说”，从上表中“诗”“志”的字形来看，二者上半部皆为“ㄓ”，下半部“言”(或“口”)与“心”的形体较为接近，尤其是编号为“孔1.15”的“志”字，竹简中间开裂，字迹不清，确实容易把“志”误作“诗”。西汉末年，刘向在中秘整理《战国策》时就曾遇到过类似情况：“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者多。”(39)如此看来，“形近致误说”似乎也能成立。鉴于前面牛鸿恩先生还列举了《战国策》《墨子》中7个“诗云”的例子，虽然未必皆应作“志云”，但以“形近致误说”解释显然具有偶然性，无法说通所有的例子。所以，我们更倾向于“音近通假说”。由于“诗”与“志”皆从“ㄓ”得声，《战国策》假“诗”为“志”，故“诗云”应为“志云”。再看《左传》哀公元年那条引文的结构：先是警句格言，后为历史事件，所述浇与少康的史事正是紧扣“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这一主题的，且亦以“昔”字引出历史事件，可见伍员“臣闻”所根据的正是志书。如此说来，这条志文则为我们证明志书与《逸周书·史记》体例相同又添了一条证据。
    志书体例既明，回过头来看志书的体裁，我们认为上引前辈学者的两类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从学在官府的背景审视，可以将其视为“尚书类”官府档案；以“六经皆史”的标准衡量，亦可将其看作古代记事之史。由此可见，先秦志书的体裁是具有“二重性”的，它既不同于“周初八诰”那种典型的布政之辞，又有别于鲁《春秋》那样纯粹的记事之史，它是史官依据官府档案材料进行的加工创作，这种史官的独立创作，实乃后世史家撰作史书之滥觞，这在官府垄断学术的官学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四 传世文献征引志书的三种方式
    现存志书佚文大约有二十余则，多数为《左传》《国语》所征引，也有少量佚文见于《孟子》《韩非子》等诸子文献，传世文献对志书的征引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只征引志书中的警句格言
    这种征引志书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十分常见，如：
    “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40)
    “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41)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2)
    “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43)
    因为警句格言是从典型的历史事件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志书的精华部分，最具鉴戒功用和教育意义，所以为《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所习引，现存的二十余则志书佚文绝大多数都以这种警句格言的形式存在。
    (二)只征引志书中的历史事件
    对于这种征引方式，我们可以从《国语·楚语上》范无宇所引的那则志书佚文在《左传》的类似记载中探知大略：
    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王问于申无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对曰：“……”王曰：“国有大城，何如?”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44)
    《国语·楚语上》韦昭注：“范无宇，楚大夫芋尹申无宇也”，汪远孙曰：“范，楚邑。无宇或食采于范，故称范无宇。”(45)可见，这里的“申无宇”就是《国语·楚语上》中的“范无宇”。将这则史料与《国语·楚语上》中范无宇所述对比可知，二者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所不同的是，申无宇在此处只引用了郑、宋、齐、卫四国史事，《国语·楚语上》那则志书佚文所记为七国，且没有提及警句格言部分“国为大城未有利者”。倘若没有《国语·楚语上》范无宇所引的完整志书文本作参考，我们便无从知晓《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记这四国史事原来是出自志书的。以这种方式征引志书的例子大概还有：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46)
    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47)
    传世文献中，像这样将具有鉴戒意义的史事进行排比的例子还有不少，而且多用于臣下对君主的劝谏，因缺乏相关史料佐证，尚无法断定其是否为志书佚文，此不赘举。
    (三)征引警句格言与历史事件两要素俱全的志书文本
    《国语·楚语上》范无宇所引志书佚文即属此类。但有时征引者不说明出处，而在志书文本前以“臣闻”二字开头，《左传》哀公元年伍员所引志书佚文就属于这种情况，传世文献中应该还有类似的志书佚文，兹试举一例：
    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48)
    这则史料与前面《左传》哀公元年伍员征引志书的方式大致相同，都以“臣闻(之)”开头，先是警句格言“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再以“昔”字领起历史事件的叙述，两要素俱全，类似于完整的志书文本。遗憾的是，因缺少相关史料佐证，所以欲将其确定为志书佚文，恐怕还要寄望于新材料的发现。
    五 结语
    (一)综合以上对先秦志书篇名、体例问题的补证，我们认为：志书是史官为君王提供鉴戒而作，从“仲虺之志”“史佚之志”等篇名来看，其产生是比较早的。一则完整的志书文本包括两个要素：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警句格言在前，历史事件在后，警句格言是从一个或几个典型的历史事件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鉴戒性。《国语·楚语上》范无宇所引和《左传》哀公元年伍员所引的两则志书佚文，是目前所知传世文献所征引的两则完整的志书文本，对研究志书体例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志书又称作“记”，传世文献中的“上古记”“瞽史记”(“瞽史之纪”)、“周记”等都应是志书之属，《逸周书·史记》是目前所见、硕果仅存的一篇完整志书。
    (二)传世文献对志书的征引大致有三种方式(换言之，亦为志书文本在传世文献中存在的三种形态)：一是只征引警句格言，因为这部分内容是志书的精华所在，故为传世文献所习引，现存的二十余则志书佚文绝大多数即为这种形式；二是只征引历史事件，如《左传》昭公十一年申无宇征引的四国史事即出自志书，这种征引方式在传世文献中还有不少，只是限于材料，目前还不能断定其是否为志书中的史事；三是征引两要素俱全的志书文本，但有时不指明出自志书，而以“臣闻(之)”引出志文。
    (三)志书体裁是具有“二重性”的，从“学在官府”的背景审视，可以将其视为官府档案，以“六经皆史”的标准衡量，亦可将其看作古代史籍。所以，脱离预设前提，武断地将志书贴上“尚书类文体”或“古代记事之史”的标签都是不可取的。志书孕育生发于学在官府时期，当大多数史官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佶屈聱牙的殷盘周诰时，仲虺、史佚、左史戎夫等人据官府典籍，凭个人识断，较为独立地进行志书创作，以其职司匡正君王，凭藉学养传承文化，这种独立创作实为史家撰作史书之滥觞，对先秦时期史著及史学的形成影响深远。
    拙文获得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在写作过程中蒙张怀通教授、业师朱彦民教授审阅指正，陈絜教授、张荣明教授点拨启发，赵伯雄教授惠赐大作，于此谨致谢忱!
    注释：
    ①[宋]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②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15页。
    ③刘起釪：《尚书源流及传本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④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⑤王树民：《释志》，《文史》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⑥赵伯雄：《先秦“志”书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增刊。
    ⑦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7-199页。
    ⑧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198页。
    ⑨参见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6、207页。
    ⑩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二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13页。
    (11)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一三，第719页。其后有陈奇猷先生按语：“《务大》作‘功大故也’，疑此脱‘故’字。下文‘无公故也’，与此相对，亦有‘故’字可证。”第720页。
    (12)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二六，第1715页。
    (13)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一三，第720页。
    (14)赵伯雄：《先秦“志”书考》。
    (15)[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41页。《史记》卷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62页。
    (16)《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一四，《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22页。《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八，《十三经注疏》，第2297页。
    (17)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84页。
    (18)《春秋左传集解》，第426页。
    (19)“瞽史记”(“瞽史之纪”)有两则佚文传世，皆见于《国语·晋语四》，“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皆为具有鉴戒意义的警句格言，很可能是志书的警句格言部分。
    (20)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44页。
    (21)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43-944页。
    (22)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42页。
    (23)具体论述参见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198-199页。
    (2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97-498页。
    (25)据黄怀信先生研究：“七十一篇《周书》，系周人于孔子删书之后，取其所删余篇，以及传世其他周室文献，又益以当时所做(如《太子晋》等篇)，合为七十一篇……”(黄怀信：《逸周书时代略考》，《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黄先生认为：“《史记解》所记多与《纪年》合，当属可信，是我国最早真正以史为鉴的史学著作。”并以《史记解》为“本出于西周而经春秋加工改写者”。(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第61、63页)张怀通先生从历日角度考察，认为该篇的历日具有西周时期特征。(参见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6、237页)据此可知，《逸周书·史记》因辗转流传而窜入后人增益成分在所难免，然其草创于西周穆王时期则大致可信。
    (26)这3条史料见于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53、969、970页。
    (27)《逸周书·史记》所载28则志文中，仅两则没有警句格言部分。
    (28)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485-486页。
    (29)参见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199页。
    (30)《左传》哀公元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1707页。
    (31)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32)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五，第290页。
    (33)[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23页。
    (34)牛鸿恩：《〈战国策〉等书“诗云”臆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3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8-159页。
    (3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159页。
    (3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164-166页。
    (3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165页。
    (39)《战国策·刘向书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第1页。
    (40)《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373页。
    (41)《左传》文公六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451页。
    (42)《左传》成公四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672页。
    (43)《国语·晋语九》，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454-455页。
    (44)《左传》昭公十一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1342-1343页。
    (4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497页。
    (46)《国语·周语上》，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26-27页。按，《吕氏春秋·贵当》：“‘志’曰：‘骄惑之事，不亡奚待?’”(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二四，第1638页)《国语·周语上》中的“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也是疑问句，可以看作志书的警句格言部分，且后面也以“昔”字开头，列举了夏、商两个典型的历史事件。《史记·周本纪》：“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史记》卷四，第147页)虽然与《周语上》所指的不是同一件事，却可知太史伯阳(即伯阳父)是读过“史记”的，而他所读的“史记”很可能就是具有鉴戒意义的志书，因为像《春秋》等一般的记事之史是难以使人发出如此强烈的兴亡之感的。综上，窃疑《国语·周语上》中伯阳父所引为两要素俱全的志书佚文。
    (47)《国语·周语上》，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29-30页。
    (48)《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344-345页。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