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思潮与更法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统治危机四起，外国入侵与农民起义同时进发，改革思潮应时而生。
    首先，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土地兼并加剧，租税剥削加重；统治集团腐败，贪风盛行；八旗、绿营官兵腐化，统治支柱濒临崩溃。与此同时，人口急剧增长而相对过剩，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与清朝的闭关禁海政策发生尖锐矛盾，过剩人口无法移民出国，移民新大陆，移民到东北、内蒙、新疆地区也受到限制，内地生存空间狭小，加上自然灾害流行，造成流民、灾民遍地，更加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正如龚自珍所揭示的，“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①；“起视其世，乱亦不远矣”；“‘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②。劳苦大众与统治者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一场反抗爱新觉罗工朝的风暴正在酝酿发动。一批有识之士为此忧心忡忡，呼吁改革，挽救危机。
    其次，鸦片战争显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强行打开中国大门，迫使中国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从此，中、西方在各个方面的冲突全面展开，也激化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促成制变、救时、革新思潮的兴起。
    再次，在内外矛盾加剧的影响下，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新变动，催生了改革思潮。第一，儒学演变与学术新思潮。以龚自珍、魏源、贺长龄为代表，上继庄存与、刘逢禄，复兴今文经学，强调联系现实，倡导变通改制之学说。龚自珍阐发“易世而变”、“随时应革”的主张③。魏源提出“因时制变”、“因革损益”的理论④。第二，经世致用思潮与经世派。士大夫中以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人为代表，声气相连，互相砥砺，形成影响朝野舆论、决策的经世派。这批有识之士“通时务”，“慷慨论天下事”，讲求“经国济世”之学。指出“学无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⑤；“学问经济无二事”，“学术与治术合而为一”⑥。经世之学以“通经”、“致用”、“变古”、“救时”为旨归，解决现实问题。第三，社会、政治弊端与中外冲突，引发士大夫浓烈的忧患意识。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文、言论最具代表性。龚自珍谴责统治者的思想文化禁锢、滥加搜括和日趋腐败，呼唤改革的“风雷”。魏源的诗文多是忧时愤世之作，他自称是“荆楚之南”的“积感之民”，忧河防水患、漕变盐患、海防边患，愤吏治腐败、人才虚、人心寐。但他积极应对，以作“前驱先路”⑦。第四，形成比较系统的社会批判思想。龚自珍的《明良论》、《尊隐》、《平均篇》、《病梅馆记》、《己亥杂诗》等，魏源的《古微堂集》部分篇章及众多诗文，曾国藩的《备陈民间疾苦疏》、《应诏陈言疏》等，都是代表作。此外，经世派、改革家们对传统的贵义轻利思想、重本抑末政策，逃避现实的考据、训诂之学，以及士大夫的愚昧无知、妄自尊大，都进行了批评、谴责，甚至涉及到孔孟儒学的弊端。如汪士铎等人不仅指责程朱理学，也批评孔孟儒学仅是“浮夸大言”，作“想象之空谈”，“长于修己，短于治政”⑧。
    伴随着社会政治、中外关系、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动，紧接着是更法、革新口号的提出。更者，变更、变通、整顿；更法者，因时制变，更新法度，除弊救世。
    “更法”的首倡者是龚自珍和魏源。龚自珍倡言：“自古及今，法无不改”⑨，“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糜。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⑩。又说：“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不思更法”（11）。
    魏源则指出“法久弊生，因时制变”，“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12）；“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13），“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可则因，否则革”，“新则袭之，弊则益损之”（14）。
    除龚、魏外，包世臣提出“修法”的主张，指出“修法以劝农”，“本末皆富”，应作为“千古治法之宗”，“子孙万世之计”（15）。王鎏认为“自古无不弊之法，要恃有随时救弊之人”；“既有治人，必有治法”（16）。此外，一批经世派人物如陶澍、吴铤、汤鹏、黄爵滋、管同、谢阶树、徐鼒、丁晏、许乃济、孙鼎臣、许楣、汪士铎、冯桂芬、王茂荫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提出了更法、改革的主张与建言。从清廷到地方督抚，亦开展了更法改革的活动。
    二、更法的特点、理论与活动
    更法者，“自改革”，“变更祖宗成法”，侧重于整顿“旧法”，革除弊政。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变易论”是“更法”的理论前提。龚自珍根据今文经学三世说，强调顺应时变，革除旧法的弊端。魏源指出历史的发展是“自变”、“自化”（必然性），强调时势不同了，“圣人主事无不根底于民依，而善夫时势”（17），“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18）。
    其次，变法不变道，不离经，仿古法而行之。龚自珍说：“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但“有亿万年不变之道”（19）。魏源亦说：“其不变者道而已”（20）。依据经说而“更法”，并依赖皇帝与权臣“更法”，没有摆脱“皇权变法”的传统模式。龚自珍等人更强调托古改制，即师古、仿古、法古。龚说“仿古而行之”（21）。“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22）。胡培翚亦指出：“善法古者，不袭其迹，惟其意”；“古制之不存于今日，而其法未尝不可师而用者”（23）。
    再次，坚持渐变，反对骤变。龚自珍认为“风气之变之必以渐也”，于是说“（法）自改革”，“可以更，不可以骤”，“随其时而调济之”（24）。魏源即说：“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也”（25）。亦指出：“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虑未熟而急图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26）。
    最后，更法的目的在于“除弊”、“兴利”、“救时”，“以实事程实功”，解决现实问题。
    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理论与活动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对外关系等多个方面。
    其一，重农兴农，限田均田，养民救灾。龚自珍提出“农宗论”和“平均篇”，包世臣提出“农本论”，吴铤提出“均田限田说”，魏源提出“守本论”和“保富说”，谢阶树提出“保富说”和“重农论”，汤鹏提出“力农论”，徐鼒提出“务本论”，胡培晕提出“井田论”，汤成烈提出“屯田论”。龚自珍、谢阶树的主张，以及冯桂芬的“复宗法论”，都力图恢复和强化宗法制度，解决农业、流民问题。包世臣既主张“本末皆富”，也强调“天下之富在农”。吴铤提出“均田”、“限田”，旨在遏制土地兼并。指出“为政之道，莫先于定田制”，“欲定田制，莫如行均田法而去其弊。限民田无得过五十亩，则为者多矣”（27）。林则徐、龚自珍等人还提出开放边疆、移民殖边、发展农耕。这些主张以仿古、复古的办法解决农村社会问题，新意不多，创意更少。
    其二，整治三大政：治河、漕运、盐务。三大政到嘉道年间出现严重危机，对此，朝野上下议论最多，实行了较多改革。治河，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但成效不大。漕运、盐务改革成效大，漕运最终实现了由河运改海运、由官运变商运的转变。推行盐法改革，包括裁减浮费，定场价，简化销盐手续，创行盐票（改纲盐为票盐），实现了盐的生产、运销、管理制度上的变革。
    其三，财政、币制、租赋改革。魏源、包世臣等人提出除弊、兴利、节用、开源、屯垦等主张，并突破“重义轻利”的传统信条，认为“理财为古人致治之大端，尤此时当务之最急”（28）。此外，有吴铤、王鎏、谢阶树提出保富说、理财论，林则徐、黄爵滋等人也提出改革财政、币制。后来，徐鼒、许楣、冯桂芬、雷以诚、王茂荫等，都立足于国计民生，增加国用，解决财政困难，提出了改革财务、货币、租税制度。清政府即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发生的“库案”，清查库款，追缴亏空的田赋征收，惩办贪污官吏。同时整顿地丁钱粮，开办捐输以助饷银、助赈济，整理、开发银矿。这一时期，针对银荒和银贵钱贱，货币改革思想最为活跃，提出了多种主张。包世臣主张“专以钱为币”，“使银从钱”，发行纸币，但要“虚实相权”（29）。魏源坚持银币论，反对废银行钞。许楣亦坚持金属主义货币论，反对废银行钞和发行不能兑现的纸币（30）。王鎏则主张废银行钞，发行纸币。冯桂芬提出“用钱不废银”，主张民间交易“一概论钱”，但反对铸大钱。王茂荫提出“以实运虚”、“似实而虚”论，主张发行能够兑现的纸币，金币、纸币同时流通，“虚实兼行，商民交转”（31）。此外，林则徐、徐鼒、丁晏等人也提出自己的主张，讨论货币问题。道光、咸丰年间，清政府对货币实施改革，有成功，也有失败。
    其四，整顿吏治，变更教育、考选制度。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黄爵滋、冯桂芬、王茂荫等人针对旧式教育与科举、保举、捐纳制度，提出了批评与建议。魏源指出更法改革首在人才，“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32）。他要求革除科举的弊端，不能以“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33）。应于“武试增水师一科”。改革教学内容，培养“经世致用”人才。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设有多篇，进一步主张废八股，改科举，变更选举制度。提出工艺“特设一科”，优者“赏给举人”，“赏给进士”。
    其五，改良社会，涉及禁烟，完善宗法制度，解决人口问题等。以禁烟首当其冲。怎样禁烟，如何对待吸食者，如何处理中外关系，讨论激烈。如丁晏对严禁派的两种错误主张：中外禁绝互市（断绝贸易往来），处决鸦片吸食者，提出批评，认为“禁烟当以民命为重，不当计利；立法当以中国为先，不当扰夷”（34）。改良风俗，包括官场、学术界风气和民间风俗。不少人提出“正风气”，“变风俗”，多是老调重弹。改良社会组织，多是主张完善和强化宗法制度。
    针对人口过度增长造成的社会问题，龚自珍、魏源、汤鹏、冯桂芬等人都有议论，并提出解决办法。封建士大夫缺少世界观念，很少有人提出解除海禁，让国民走出国门，扩展生存空间。提出的办法大多是发展生产安抚流民，移民边疆减少内地人口压力。而以汪士铎提出的人口论最为尖锐，指出：“人多之患”、“人多之害”，在于“穷”、“愚”、“乱”。“人多则穷”，人民的贫困在于人口过剩，“天地之力穷矣”。“人众而愚”，缺少教养而愚昧。“人多致乱”，“人满而吏堕，……农安其乡不足自存活”，于是酿成“祸乱”。怎样解决“人多之患”，他提出了减民说，有的方法可取，有的则是极端手段，违背人道和常理（35）。
    其六，发展工矿业、商贸业。魏源提出“末富”的富民说，“缓本急标”的重商论，要求发展商品经济。还提出货币财富论，要求大力开采银矿，发展外贸导引洋银内流，以增加银通币，同时提出发展民族工业。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论”，认为“生财者农，而劝之者士，备器用者工，给有无者商”；“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36）。于是，他主张实行农、工、商业同时发展的经济政策。
    其七，改良武备，增强国防。林则徐主张海防、边防并重，也强调海防，提出建设近代海军的设想。魏源提出比较完整的海防思想：议守、议战、议款；攻夷、款夷、制夷；建设近代国防思想：“师夷之长技”，设火器局造船炮；“善师四夷”，以西法练兵养兵；建设海军，增设水师科，培养海军人才。龚自珍重视边防，最先提出新疆建省。
    鸦片战争后清廷继续推行更法措施。其重点是：严禁令，重法纪，整顿吏治，如罢逐穆彰阿，处置耆英，重新起用林则徐。整顿财政，革除弊端，如设官钱局，发行纸钞，改铸大钱；减八旗俸饷，破八旗世袭的供俸旧制；试行厘捐，解决军饷。整顿科场，重用才识之士，不计门第、身份、祖法，起用汉人，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这些措施，对拯救统治危机、社会危机曾起过一些作用，但点滴的“更法”改革应付不了空前的“大变局”，必须“借法”。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