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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中共区别国民党左、右派根本的标准，即是否信奉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坚持三民主义，遵守联俄容共政策的便是左派，反之则是右派（包括反动派、新右派）。而发起西山会议的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邹鲁、谢持、张继、居正、石青阳、邵元冲、覃振、林森、沈定一、邓泽如、胡汉民等都是中共与鲍罗廷眼中的“国民党右派”（33）。 鲍在他的札记中，明确指出：他所要分裂的右派主要就是参加西山会议的反共中央委员。札记中说到：“在组织问题上，即在关于由谁来主宰全党的命运和对他进行实际的改组的问题上，孙虽然吸收几个左派进入中央，但他支持中派和右派。无论是孙还是其他领袖，甚至是左派的领袖，都没有认识到，每一个作为中央委员还是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国民党右派在被责成执行党的路线时都会使党的路线化为乌有。孙还没有认识到，一派通过一个不错的行动纲领，而另一派授权国民党老朽去实施这个纲领，好在党内有足够的左派”，“他们能够把这个行动纲领当作一个基础，并根据它来建设未来的国民党，但是这些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斗争已经开始，由右派挑起的”（34）。 不言而喻，通过宣言的一派肯定是“孙中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另一派老朽的国民党自然是“后来参与西山会议的中央执监委员中，除去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国民党元老了”。所谓“斗争已经开始，由右派发起的”大概就是指邓泽如上书孙中山，控告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党团行动；上海国民党本部参议居正、谢持、张继、张秋白等人对改组的消极抵制，他们顽固坚持“党中不可有党”--反对接纳共产党员，坚持国民党本部“仍设上海，不可移粤”；以及在“一大”宣言的修订中，胡汉民、戴季陶、邹鲁等委员在反帝和土地政策问题上与他的争执。 在分化国民党的实际斗争中，鲍罗廷与中共则有着一定的分工。依当时的情形来看，中共党人多半采取组织分化和舆论批评两种办法，以便在争取多数和保持其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力图使国民党在下层群众及舆论压力下不致右倾。 1924年4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的《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一文公开宣称，国民党将逐步分化成左派和右派（35）。此后不久，这两个术语便经常出现在中共的宣传媒介中，“左派革命，右派不革命”的言论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36）。而鲍罗廷还一再督促瞿秋白。在上海尽快出版“我们的报纸，以便有可能给他们以迎头痛击”，以及让它成为打入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个楔子（37）。不过，中共在国民党内的主要工作还是对国民党下层和权力中枢之外的分化。 鲍罗廷则主要负责对国民党中央领导层的分化。孙中山在世时，他的重心是“影响孙中山，并使其向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施加压力”。鉴于“苏俄援助和鲍罗廷个人的非凡才能”，处于危机中的孙中山通常都遵从他的意见，尽管是勉强的。但在事实上，鲍反击右派的策略又常常受制于孙中山对右派态度的变化。“一大”前后，在鲍罗廷看来：“孙现在倾向左派，因为他很清楚，党内老的右翼分子未必能给国民党这具僵尸带来新生，但同时他又不能断绝同右派已有20年之久的联系。到现在为止，这些人从来没有反对过他；相反，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把他视为自己的领袖。……没有任何理由会使右派和孙之间产生什么分歧或误会。……孙知道没有左派国民党的改组是不可能的，但他还不打算同右派断绝关系。”（38）从这一观点出发，鲍有了分化国民党右派的策略，并提出“警惕右派”。 1924年3月，鲍罗廷对刘成禺等人的控告失败后（39），得出“斗争已经开始，是由右派挑起的。……右派在国外正在同国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作斗争”的结论。所以，他再次肯定了分化右派的好处：“从国民党清除老朽的角度看，组织一个新党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它不仅将在国民党内部推行更加明确的路线，而且将推动孙向左转，并迫使他更加果断地去致力于党的改组工作。”（40） 6月中旬，张继等人提出弹劾案，当孙中山指示“事情要等鲍罗廷回来处理”，并委派鲍与张继等三人私下商讨后，鲍罗廷已对自己在孙面前的份量十二分自信了。于是在与监察委员的谈话中，他公然承认：“党团作用，即在划分左、中、右派”。“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国民党）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党团），有左派、右派分子，如方瑞麟对中俄协定之宣言（按为反对中俄协定），可认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而且还向谢、张二人明确表示“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41）。 但是，弹劾案终究还是给鲍罗廷带来了极大的不愉快（42）。因为“与右派斗争的波折如此激烈，而国民党内的局势又如此不容乐观”，致使鲍罗廷有时得出最“悲观的结论”，对国民党内形势做出了“灾难性预测”，并预言“经过几个月”他会“不可避免的灭亡”。由此，鲍坚信：国民党右派在指挥岗位上大大加强“无疑是危险的”，在一定时期内，要逐步将右派驱逐出国民党（43）。鉴于此，鲍罗廷便很快向孙中山提出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建议。随后，由左派和中派组成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开始牵制右派主导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在鲍罗廷谨慎小心地与国民党右派斗争过程中，孙中山的确越来越左转，最明显的就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地位的提升。 1924年7月，政治委员会成立后，孙中山就不再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只参加政治委员会了（44）。在那个强势领袖政治时代，党中央的政治核心便因此慢慢从中央执行委员会转移到政治委员会了。直至冯玉祥政变，鲍罗廷又以顾问的身份协同孙中山北上，并主持紧急中央政治委员会，全权负责孙中山的善后事宜。可以说，孙中山逝世之前，政治委员会已变成襄助总理的最高政治机关了。无疑，这为鲍日后在国民党内的权势运作赋予了合法性，并且为他与国民党右派的争权斗争增加了砝码。 所以说，这一时期鲍罗廷对国民党右派的分化基本成功了，与此同时，他更坚定了“国民党必然分裂”的结论：“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是左派取胜，孙中山自己反而越来越左倾，国民党右派除了离去，别无出路”；所以“应当欢迎国民党右派的离去，因为党只会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而且还“需要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45）。 鲍罗廷的估计很快得到了某种印证。1925年3月8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旨在掀起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运动。但3月10日，在鲍罗廷的作用下，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执委扩大会议轻易地将一批右派开除出党。两天后，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出现了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俄人鲍罗廷则成为了左右广州政局的关键人物。 他先看准了一心想依靠苏联力量的汪精卫，在扶助其取得最高政治领袖的地位后，便借廖仲恺被刺案进行了一次巧妙的“政变”，又使得地位不高但与之过往甚密的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军事大权，从而一举改造了国民党的上层结构。短短几个月，形势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广州这次政变后上台执政的完全是国民党左翼”（46），他们“都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47）。以致斯大林干脆主张：共产党人不应再以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了，而“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为工人与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把国民党变成“工农政党的形式”（48）。中共中央领导人则进而宣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已经“证实了”（49）。 在国民党右派中央委员看来，这一局面的出现都归于鲍罗廷对国民党中央的操控。他们努力想要制止鲍罗廷的“横恣妄行”，但在与鲍的斗争中却被排挤出广州国民政府，为夺回昔日的权力地位，右派委员走上了与中央分裂的道路。 三、右派对国民党中央的分裂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这对国民党是一大打击。孙中山不但是国民党内惟一共同服膺的领袖，更是主要的精神支柱，加上其生前未曾指定（亦为培养）正式的接班人选，他的去世必然会引发国民党中央领导层的变动。 当时的广州政局异常复杂，在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已呈现出山头并立、派系倾轧的情势。尤其在政治及党务上，自孙中山“联俄容共”以来，国民党内部已行分化：有苏俄顾问团与其所配合的中共势力，有与苏俄、中共“亲善”的国民党左派，有反对“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右派，彼此在权力上、舆论上互相攘夺、攻讦，实已成水火之势。孙中山则凭藉其个人的声威名望，使广州能勉强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在他去世后，国民党中央出现权力真空，各种势力便起而争权。 鉴于鲍罗廷在这一变动中的操纵和运作，国民党左右两派展开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最终右派选择了与广州中央分裂的道路。所谓国民党的分裂，是指身为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的国民党右派和以汪精卫为最高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之间的分裂。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对国民党中枢权力的继续分化，是此次国民党大分裂的基本原因。 先前孙中山是国民党内唯一被公认的“独裁领袖”，同时也是左、右派的最高领导。党的大政方针大都由他做主，左右派的区别也多在对容共政策的态度、革命路线的争执上，具体表现为对改组工作的接受程度。也就是说，所谓的左右派之间，几乎没有大的原则分歧，更没有利益的冲突。但是，孙中山留下的权力真空，打破了这一平和状态，引发了空前的争夺。苏俄顾问鲍罗廷则成为了这场斗争的关键人物，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3月8日，孙中山逝世的前几天，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人在北京组成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鲍罗廷视之为国民党右派分裂党的第一步，并抱以乐观的态度。他指出：当分裂真的发生时，“国民党内的力量将对我们有利”，因为“国民革命运动或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所以“有必要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50）。这是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对广州政局操纵与运作的本质所在。为了加速实现左右派分裂的局面，他对中共在国民党内从事的分化活动做出了“七点计划”。根据鲍罗廷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很快就将“扩充左派党员之数量”确定为孙中山死后在国民党中工作最紧要的政策。即是：“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主张即下全体党员动员令，公开征求党员。……乘此将左派数量扩充了，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51） 鉴于鲍罗廷和中共所采取的这一分化战术，分裂很快就在北京、上海两地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拉开了序幕（52）。北京会议上，在讨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法问题时，左右派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使得会议无果而终。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国民党内所谓的左右派国民党人之间首次发生的正面冲突。实际上，这也是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和国民党因为这个问题而大分裂的序幕。关于北京会议的文件，可从参加北京会议的当事人居正、邹鲁、谢持和戴季陶留下的记录做一大致的了解。 居正在《清党实录·编辑大意》中说：“至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会于北京，委员间意见已不一致，遂未毕会。迨继续开会于广州，决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竟为共产党操纵，而选举法偏利于共产派。”在《清党实录序》中，居正又说：“十四年闻丧北上，参加第三次全体会议，议未终而中断。”（53） 邹鲁在《回顾录》中记载：“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将遗嘱原件由我带回广州，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保存……我到了广州，续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54） 谢持日记载：“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全体会议于府园六号，扶病赴之。议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甫经开议，我即提出代表选举问题，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规定选举法之失职，及现在应体察党情，以定选举。说毕已十时矣。”（55） 邵元冲日记中写到：“近来共产派益肆为无忌，故余等不得不相结而有以抗之，彼辈刻意欲减少党员及群众间对孙公之信仰，故对于文字中崇敬孙公之处皆欲削除以为快，此吾人所不能忍者也。”邵甚至不愿再等到第二天即5月25日会议的延期闭幕，便与古应芬等人登船离粤了（56）。 戴季陶在1925年12月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 确之今欲救吾党，惟有解决一根本方针，合全体同志之力以赴之，唯此乃可谋党政之巩固。此方针为何？欲以总理之思想与主张之全部，为本党不用之信仰是也。在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弟之固执不易者即此。而所谓右派之同志，其愚诚不可及，以树立此政策为帮助共产党之举，群起而反对之，会议以此破裂。然而共产党方面，则有远大之见识者，认为树立二思想为中心，则今后国民党将以一独立之思想为基础，则不能为共产主义之思想所同化，欲将此一主张消灭之。全体会重召集于广东之日，共产党之计划，遂完全发露，经数日之争论，而后乃得一不左不右之决议。（57） 综合上述史料，可以肯定的是：在北京召开的一届三中全会，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选举法问题，引起激烈争论，会议没有任何结果，参会人员不欢而散。由此，1925年5月24日，会议在广州续开，部分中央执监委员未出席，但仍然发生了争执。据黄季陆记载：“在广州续开的会议中，戴季陶成为了主角，他预先草定了一项《接受总理遗嘱》的宣言提请大会讨论，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了激烈的争辩与修正之后，继勉强获得通过。当时不仅共产党份子及所谓左派以全力来反对他，就是国民党的老同志中对他不十分谅解的也大有其人，使他事后不胜其浩叹！”（58）最终，广州会议各方达成妥协：一致接受总理遗嘱外，重申继续容共；决议开除冯自由党籍，以此警告国民党内的反共党员，还通过了被居正视为“有利于共产党”的选举法（59）。 广州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是各派政治主张经激烈争论和当面较量产生的。尽管是勉强通过的，对于戴季陶与邵元冲来说仍然是一大胜利，他们欲以树立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地位的目标实现了。与此同时，鲍罗廷也对一届三中全会的结果表示满意。因为，“鲍罗廷虽未参加一届三中全会，但会议通过的各种决议案和宣言宗旨仍然与鲍罗廷原先指导思想有关”。而且，“这次会议对鲍罗廷‘七点计划’的完成有着重大意义，对于他今后在广州的工作建立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也为即将正式成立的广州革命政府奠定了总的方针基调”（60）。通过这次会议，鲍罗廷得以“继承孙中山遗志”为借口，将联俄容共的政策继续进行，并进一步加速了对国民党权力中枢的分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