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之所以如此突兀地修改其“进剿”思路，军事上的挫败及“剿共”遇到的困难自是直接诱因：“各部追剿队皆乏盐与药料，淡食已数日，运输不便，匪又节节阻碍，地形不熟，民众附匪，落伍兵与病兵皆在途中，为乡中农匪所杀害，故各部视剿匪皆为畏途矣” [67]；同时，在第一线实地接触中共后，其对红军原来多少存有的轻视心理终于一扫而空，意识到解决红军绝非一朝一夕所可致。更重要的，正如他发动“围剿”与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样，其立场改变和政治考虑也息息相关。无论表面唱出多少高调，蒋内心其实很明白，此时对其最高统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胁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内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地方实力派。就蒋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战争中轻松取胜，形成在国内政争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实力代价又并无多大进展可能，则一定要细加掂量。所以，虽然蒋在接到两广方面诋其“剿共”不力讯息时大声喊冤：“闻粤伪府已下讨伐令谓余联共，谓余剿匪不力，呜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诬陷人过至此者乎！”[68]但两广方面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未必纯为诛心之论，同样的怀疑处处可见。即连他的亲信部下陈诚对其态度似也并无把握，“围剿”期间曾在家书中说到，对中共“如能继续追剿，不出一月当可根本肃清。惟不知中央能具此决心否？”[69]
    历史真是十分有趣，莲塘、黄陂两役后，当蒋介石唉声叹气、忧惶动摇时，中共方面自身评判也不乐观，苏区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来，红军“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70]也就是说，虽然莲塘、黄陂两役红军取得歼灭战的胜利，但红军总体上的被动态势仍未彻底改变，当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转向东面的黄陂，密集压向红军时，红军处境仍然十分艰难，红十二军东进乐安的疑兵事实上并未能调动国民党军主力。[71]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由于国民党军兵员上的绝对优势；其次红军活动范围局限于老根据地，活动空间有限，这也使红军和国民党军始终如影随形。
    当时，蒋介石并不知道红军的真实处境，或者说，即使内心明白也无暇顾及。宁粤冲突日渐激化，粤方扬言北进，同时北方石友三及阎锡山、冯玉祥动作频频，都令蒋介石颇为头疼。在各方巨大压力下，8月初，蒋一度认真考虑过辞职问题，并对辞职后的政军系统布置提出计划：“顾长苏，蒋长浙，朱长闽，熊长赣，鲁长沪，四军团移浙，二军移苏，一军团移汕，三军团移闽，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廿三第五十三第廿六路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廿八各师暂驻江西。”[72]8月上、中旬，蒋对红军基本处于围而不攻状态，其中原因，固有对红军战斗力惧怕的因素，更有怕与红军作战实力受损影响其应对广东进攻的担心，同时国内政局不明，蒋自身进退出处难定，红军的存在对蒋也实在难言祸福。8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73]8月20日蒋日记中记有：“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74]看来，又到了蒋通盘考虑抉择的时候了。
    在对红军围而不攻的同时，蒋介石命令各部对已占领的中共老根据地大肆烧杀。16日，蒋电陈铭枢，表示：“清野焚毁之策，中极赞成。请兄详细计划准备完妥后即令各部队切实施行。限十五日内焚平完毕可也。”[75]同时指示焚烧办法和地区：“毁平匪区办法应切实计划派员负责监督，分区施行。如今日得将中坪之匪击破，则第一纵队担任龙冈城冈以南古龙冈、琵琶陇（含内）、江背洞、龙冈头以北地区；第三纵队担任安福硕田江口以北至大金竹南坑地区，其在龙冈东固西北地区由第二纵队与该守备队任之。”[76]“小布及其以西之南坑圩与其以南之蔡江圩以及肖埠源头南陵各圩应皆平毁。”[77]对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更为残酷，具体执行的指挥官汇报：“奉层峰电令，以东固匪巢人民匪化已深，无法挽救，着以东固为中心点，纵横二十五里一律平毁净尽，格杀无余。”[78]
    置红军主力于不顾，却一心拿普通民众开刀，蒋在日记中对此提出的解释是：“此时一面烧山焚巢，一面分饬构筑据点，一面开路，不计其时日，不问其地区，求歼灭主匪可也。以计度之，老巢皆为我占领焚毁，匪乃不得设施活动，其粮秣亦必不多，如展其时日，则未有不为我军歼灭也。”[79]这粗看很像是守株待兔的近代版，不过如想到另一个成语敲山震虎，或许就可以对蒋介石此时的“烧山焚巢”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在判断无法消灭红军后，赶走红军于蒋而言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他在给熊式辉的焚烧命令中所说：“对匪巢只有焚烧，才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每区约焚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80]如此看，8月中旬蒋介石日记所写：“据报匪向东窜，果不出所料，但无兵可派，恐其漏网耳” [81]，此中涵义，似不无可琢磨之处。
    蒋介石的用心，当年正与其交手的中共自无可能想到，短暂向东后，8月中旬，中共又从国民党军十里缝隙中折回兴国均村地区。国共两军在互不摸底的情况下，继续在老根据地赣西南的大山中周旋。
    四
    8月底，形势再变，因蒋介石恋栈不肯下野，粤方动员日急。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其对局势发展的应对构想：“据各方消息，两广已动员攻湘，约计下月初侵入湘境……决计抽剿赤之兵以当叛逆，预料时局开展，解决之期，不出一月也。电召敬之、真如来省商决方略：（一）叛逆攻湘，我仍专心剿赤；（二）尽撤剿赤之兵对付叛逆，以求先灭叛逆再清赤匪；（三）维持剿匪现状至抽出主力援湘，此三者决定其一也。”[82]9月1日，粤桂联军下入湘动员令，并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4日，南昌行营决定大规模收缩兵力：“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83]国民党军开始全面的战略收缩。历史的因果有时其实难以截然厘清，表面看，是广东的出动使蒋停止了进一步的“进剿”，但实际上，从前述蒋的种种动作看，有理由相信，这也未尝不是为蒋提供了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所以，9月1日，当蒋得到两广出动消息时，他的反应是：“据报两广逆军果已于上月杪集中攻湘。闻之忧乐交集，以果不出我所料，而灾情如此，赤匪未消，而彼叛逆冒此大不韪，不惟加重灾黎苦痛，且为外部敌国所轻笑，如此乘灾乐祸背叛革命，非使国亡种灭而不止，岂不可痛，然其一出两广，无所凭依，是诚自取灭亡。”[84]“忧乐交集”这四个字，或许并不仅仅如他自己解释的那么简单。
    9月，红军抓住国民党军战略收缩的机会，于7日与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第六十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在高兴圩地区发生激战。关于此役，蔡廷锴报告，与红军“三四万人激战肉搏数十次”终将红军“击溃”。[85]陈铭枢随后则报称：“本月虞辰我十九路军及第九师在兴国之西高兴圩、益田、长迳口、墩田、老营盘一带与匪第三、四、五、七、八、十二等军朱、毛、彭、黄、林、罗、李等全部五万余人遇战，亘两昼夜，剧烈异常。自虞夜至庚未，匪更以主力密集部队反复向我高兴圩之六十师冲锋肉搏二十余次。蔡军长廷锴亲率部队迎战，均将匪击退。”[86]其实，当时红军主力全部兵力仅3万人，投入黄陂战斗的部队总计不足2万人。从蔡廷锴的三四万人加码到陈铭枢的5万余人，是国民党军的一贯作风，此无足怪，不过，国民党方面在高兴圩一役确有所得应属事实，蒋介石在两天后的日记中记载：“得剿赤报告，第九师独立旅与十九路死伤虽大，但赤匪伤亡数目倍于我，赤匪受此打击，不难歼灭。”[87]国民党方面后来编辑的战报称此次战斗“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88]
    关于高兴圩一战，国共两方面的资料可以相互印证。红四军林彪、聂荣臻战斗刚结束时报告：“此次战役损失较大，职军及三十五军、三十五师，现收容之伤病已有六百左右，但还有一小部分在阵地未及收容。阵亡的数目不知……全军共计伤团长六名，阵亡两名，其它尚未统计。”[89]据红一方面军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红军阵亡军官121名，士兵794名，负伤军官268名，士兵1672名，失踪被俘官兵333名，伤亡被俘总数达三千余人。[90]如此损失对于当时实力非常有限的中央红军而言，确实不可不谓重大，后来第五次反“围剿”中广被诟病的广昌战役红军损失是4000人左右。苏区中央局的报告对此战的说法是：“因侦察不考究，力不集中，左翼虽消灭蒋鼎文三团，但我中右两路与蒋蔡两师血战七昼夜，成相持之局，敌我伤亡各二千余人。”[91]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表示：“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92]而在早期毛泽东著作的版本中，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高兴圩、水口圩一类的战役是不足为法的，历来都认为是失本生意，我们的经典是必须有所缴获。”[93]
    高兴圩战斗，再一次给了国民党方面扭转战局的契机，但一如“围剿”之初，在机会面前，蒋介石仍然没有表现出把握机会的敏感和果断。十九路军很快退回兴国，各方面的撤退仍然按部就班继续，这固然和粤方对湖南正加紧进攻有关，但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应变能力的严重不足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倒是红军方面没有为一时挫折所吓阻，仍在继续寻求机会打击退却中的国民党军。15日，红军在方石岭一带向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发起进攻。蒋鼎文部一个炮团和辎重部队被歼，韩德勤部被击溃散。韩德勤报告称：“赤匪侦知职师与九师向东固前进，遂以全力向老营盘方面星夜东移，向我袭击。职师苦战竟日，率以弹尽援绝至遭惨败。”[94]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虏军官71人，士兵3187人，自己阵亡官兵仅63人，伤234人。[95]方石岭一战，红军方面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全胜，堪称第三次反“围剿”以来扬眉吐气的一仗。
    当蒋介石选择在“剿共”战场全面后撤时，对粤方的布置却在加紧展开。9月12日，蒋介石通过同桂系李、白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桂，嘱其告粤桂方面自己愿意下野：“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更易进行。”[96]粤方收到蒋介石的示意后，随即将部队后撤。9月17日，陈诚写道：“昨接各方情报，粤逆已撤兵，果是，一时或不致动干戈。惟此不过迟早问题，终非党国之福也……闻总司令明日可抵赣，此后或先行讨逆，或继续剿匪，均待总司令到达后方能决定。”[97]陈诚的疑问，在次日蒋介石的日记中有明确的答案：“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暂停“剿共”军事已成定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98]这是蒋日记中罕见的自曝阴谋的一段，别具意味，透露出其对粤方承诺的所谓下野纯属缓兵之计，真实意图是准备以十九路军和陈诚十八军南下钳制广东，再演一出假意下野、武力拥戴、逼粤就范的好戏。显然，蒋介石对付党内纷争比对付中共更有办法，而他9月18日重返江西的目标已不在中共而在粤方。
    在蒋介石预定的这场戏中，衔命准备南下的陈铭枢是唱红脸拥蒋的绝对主角，不过，蒋介石不会想到，此前不久，陈铭枢正跟邓演达联系，“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占领东港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99]虽然邓演达被捕后，该谋划即告中断，但陈此时提出十九路军南下潮汕，不排除是其为实现原计划而耸动蒋介石作出的决策。如果事态真的如此发展下去，这场戏又不知该如何收场了。
    “九一八”事变终止了这一切。事变给了蒋介石冠冕堂皇停止第三次“围剿”的理由，也使宁粤间包括陈铭枢不再抱其他想法，只能在一致对外的旗帜下坐到谈判桌前。与此同时，红军“因各次战役，特别高兴一役，损失过大，若继续作战，必然精华过损，决定结束三期战争。各部退却之敌，只以地方武装担任追击，主力则移瑞金整理”。[100]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就此结束。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相对中原大战前，这次分裂没有演变为宁粤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终存在。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国民党军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鲜明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之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01]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动荡离合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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