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传教士随着列强的炮舰和廉价的商品纷纷涌入古老帝国。他们企图以基督教为武器征服中华帝国，把上帝的福音撒遍中华大地。然而传教士一踏上古老的中华帝国，就发现士大夫在中国拥有特殊地位并且控制着整个社会，并认识到“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着手；只有当我们（指传教士）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地进行”[1]（P157）。为了博取中国士大夫的好感，以减少传教的阻力，传教士热衷于组建学会，编译书报，这既对科举制度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也对科举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广学会的影响
    “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初名“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e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87年由美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amson Alexander）成立于上海，1894年改名为广学会。其宗旨是“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会员大多为在华传教士，也有一些在华的外交官和商人。
    在传教士看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这些人通过科举制度取得了荣誉，获得了地位，“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所以传教士认为：“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因而广学会强调本会的宗旨在于通过出版物影响中国的士大夫，来“打破中国的外壳”，“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1]（P157）。为此，广学会把出版书刊作为它的主要工作。这些书刊既有译自西方的著作，也有传教士撰写的作品，其中大多为世俗作品，并且印刷精美，还附有彩色图片，这诱使人们竞相购买[2]（P48）。广学会出版的书刊销量猛增，如《万国公报》（the Review of the Times）自1897—1907年共发行406，700册，平均每年约36，000余册；《大同报》（Chinese Weekly）自1904—1912年共发行1，087，864册，平均每年约20万册。[3]（P223）事实上，广学会书刊的读者大多为官绅。广学会自云：“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富绅，故京师及各直省，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多置此一篇”[3]（P224）。如美国传教士格鲁德？豪小姐在南昌一位名士家书房中看到几乎全是广学会出版的书刊，住在他家附近一个“待职”的翰林家中也藏有很多广学会出版的书籍[4]（P85—86）。试以《万国公报》为例，有一位住在上海的翰林特别喜欢《万国公报》，他经常给在京城的同僚寄多达30多份的《万国公报》；浙江有个城市的几个士绅每月订购《万国公报》六七份，轮流在这个城市的一些官员和士人中间传阅；总理衙门经常订阅《万国公报》，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读；张之洞的秘书和他的许多朋友都订购《万国公报》，张之洞也偶尔阅读这个杂志[5]（P416—417）。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广学会还时常向官吏和士人赠送书刊，如曾寄给张之洞20部《五洲教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文武官员、府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在职官吏和在野的士大夫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秀才和应试的文生作了调查，县级以上的主要文官有2289人，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有1987人；府视学以上的教育官吏有1760人；书院教习有2000人；派驻各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有2000人；经科举考试获得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约60万，以其中5％为重点，约30000人；经挑选的官吏和文人家庭的妇女儿童，以10％计算，约4000人，这样，统计共有44036人[6]（P63）。这些人成为广学会施加影响的重点对象。广学会之所以要把这些人作为赠书对象，这是因为“教育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教育了三亿五千万中国人”，“对他们施加影响，实际上就是影响了其余的四分之三”[7]（P75）。
    由于士人平时多分散在全国各地，难以联络，而每逢科考时，各地士子麇集科场，这是广学会赠书的大好时机。因此，广学会大多选择在乡会试期间赠书，如它在1888年各省乡试时分发了两千册附有插图的《格物探源》，其中北京500册，南京500册，沈阳500册，杭州250册，济南250册，还送了一万份《自西徂东》给南京传教士，由他们分发给当地考生[8]（P26）。1892年会试时，广学会又在北京分发了5000册《中西四大政》。广学会在1892年的年报中明确指出：“通过向聚集在帝国各主要科场的士人的指导，我们将触动不计其数的我们的追随者的心田。在一个省城的乡试科场上可以接触到一百个县的领袖们。”[9]（P35）为了吸引士人的眼球，广学会在所赠送的书籍旁附注“考试时务揣摩秘籍”，还经常以“考试必读”字样招揽士人，称“凡熟读是书者，作为时务策论，隶事运典，信而有征”[10]（P193），诱其购买。尤其是在科举考试改时文为策论后，广学会的书籍几乎成了每个考生的必备书籍。
    广学会除了采用赠书这种方式之外，还利用有奖征文这种形式影响士人。传教士先拟定若干题目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由人们任选题目，撰文参赛，然后请社会名流评判，获奖者给予一定数额的奖金。其较大规模的征文活动有三次：第一次在1889年，这些征文题目集中关注科学方面的问题，如“问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同？”“问泰西算术何者较中法为精？”结果有5位士人应征，提交了10篇论文。第二次在1893年，此次征文共有30道题，如公家书院之益，博物院之益，列国教民、新民、安民、养民之法等，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问题。这次征文主要面向在华的西人，是故影响不大。第三次在1894年，这次征文主要面向各地的举子，并筹集了500两银子作奖金，题目为开筑铁路、鼓铸钱银、整顿邮政，为振兴中国之大纲论；维持丝茶议；江海新关考；禁烟檄；中西敦睦策[11]（P109—110）。传教士分别在北京、南京、杭州、福州、广州等地散发了一万张印有征文题目的传单，各地举子踊跃应征，结果收到论文172篇，日后的维新巨擘康有为也曾以康长素之名应征并获奖金。
    广学会的赠书与征文之类活动主要是针对士人阶层，而士人则是维护科举制度的中坚力量，因而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他们拓宽眼界、解放思想，并且也削弱了科举制度的影响。首先是广学会的征文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士人关注外部世界，尤其是关注西方科学知识。比如第一次征文题目“问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同”就是针对当时“格致说”的混乱现象提出的。中国古已有之的格致说在近代曾一度被人们用来容纳西方的经验认识论，但是中国的格致说，无论是陆象山还是朱熹都强调直觉领悟的方法，都与西方科学认识方法中的“感知经验论”大相径庭，况且传统的格物，其认知对象并非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以知心为目的，“止于至善”，带有浓厚的伦理趣味。广学会以此命题，一方面想藉机扩大西学在士人心目中的影响，另一方面欲借征文形式开展讨论，澄清人们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一知半解。在应征的文章中，大多数人认为格致“中西二说，疑若冰炭之绝不可合，枘凿之难于强投”。负责论文评阅的传教士慕维廉认为，“这些论文证明他们对科学方面是有不少知识的，所达到的水平比他预期的要高得多。他们所涉及的科学知识很广泛。”[8]（P29）此外，从1894年的征文来看，当时全国共有172人应征，且绝大多数是士人。虽然这些应征文章大多抄袭《万国公报》的论说，但反映出士人们不再固守陈旧四书五经，开始留意西方知识；同时也反映出《万国公报》及广学会书籍对士人的影响。这既开启士林新风气，又引导士人走出旧科场。
    其次是广学会的出版物促进了士人思想观念的积极变化。浙江杭州有位儒生，他在给广学会的信中说：“我住在一个乡村里，但我读过你会出版的一些书，它们确实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水平。我可以代表极大多数士人的意见，诚恳地要求你们能继续为唤醒我们的民众而提供新书，这将会给中国的四万万人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孔子的后裔孔令伟也写信给林乐知说，山东省的人闭塞无知，对外界的事极不了解，但他在接触了广学会的出版物后，思想发生了某些有助于摆脱闭塞无知的变化[12]（P79）。这种思想上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一些人的行为取向。杭州那位儒生因受广学会书籍的影响，对八股取士制度极为不满，大发牢骚。而湖南学政徐仁铸则写信给他在上海的朋友，说他在过去两年里读了广学会出版的许多书刊，是故他把西方政治学、历史学和应用科学介绍给学生作为必修课目，并促使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修正科举考试。他规定在科举考试时，考生只要论文写得有见解，有才华，即使不合格式，照样可以得高分，授高职。这使人们的科举热度锐减，即使过去被认为思想最顽固的士大夫也很快致力于一些新的考试科目[13]（P45—46）。
    二、《万国公报》的影响
    《万国公报》（the Review of the Times）是广学会的机关报，它的前身是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uh Allen）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the Church News），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直到1907年才停刊。它是传教士关注中国问题并发表看法的重要场所，也是传播西学的主要媒体，于近代中国影响甚大。
    因科举制度已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变革科举主张。《万国公报》也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积极参与科举变革的讨论。如王韬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为今计者，当废时文”，“时文不废，人才不生”，“时文不废，天下不治”[14]（P1170—11781）。广东人王炳耀在该报上发表《时要论》一文，力陈“八股之无益”，“学而终废”。他认为八股时文“以之干利禄则有余，以之益心性则难矣；以之发经义则有余，以之济时艰则难矣。”这些八股人士平日“不知兵营钱谷为何事而漫膺民上”，倘若“抵掌而谈，孰非经济之士”，但要“临大难膺大任，统百万之军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则相形见绌。其结论是“八股者，民自为谋则可，以之取士泽民则不可，以之卫国卫民更不可”[15]（P1643），必须废除。山东烟台长老会信徒丁立端在《万国公报》上撰文，直言科举考试“非惟无利，其弊且有不可胜言者矣”。他把科举考试放在历史空间中进行考察，指出“古之考以道德者，今则考以词章矣；古之考以功能者，今则考以诗赋矣”，这“使文人学士皆舍真修而崇伪术，弃实学而务虚名，举毕生之聪明才力尽用之于诗词文章，无怪文字愈工，人心愈刻也”，怎能“望其有利无弊”，并斥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平时“不知讲求安上全下之经，治国安邦之策，惟思泮水何以采芹，蟾宫何以折桂，龙门何以得跃，虎榜何以得登”[16]（P8174）。还有人撰文批判科举制度扭曲士人的人性。作者在文中云，“今中国之士，其生平之大目的，利与势而已。惟为官可以得利，可以得势，于是科举考试一端，乃其当尽之义务”[17]（P22647）。这些批判直指科举要害，进而凸显科举变革的紧迫性。
    人们通过《万国公报》认识到，“泰西诸国无一国不考试，无一国以文章考试，而出类拔萃之英，反迭兴而并出，由可见考试非不利，特不善为”。如果在考试中“考以格物化学，考以工艺技能，能使天下有志之士咸得伸其抱负，展其经纶，不至以有用之聪明作无用之词说，将见人才日盛，治化日降。”[16]（P8175）在人们看来，“西学者，西国之几何学、化学、重学、热学、光学、天文地理学、电学、动植物学、公法学等”，是处在大变动时代中国的法宝；而“中学者，以易经为首，次书，次诗，次春秋，次四书，礼为殿”，是中国文化的深厚根基。科举考试只重中学而忽视西学，与时代脱节；但光重西学而忽视中学，也与国情不合，于是人们提出“改科举莫若合五经四书为六经而增入西学以试士”的方案，采取中西学并重的方式。这表明《万国公报》已成为有识之士探讨科举改革的重要园地。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更加急迫，科举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万国公报》顺应时势的要求，及时刊发了有关文章，诸如《拟请妥议科举新章并造就通籍人才疏》、《议准乡会试岁科各试兼考时务策论疏》、《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疏》、《遵议经济特科详细章程疏》、《礼部复议科场事宜折》等。这些文章既为科举改革充当摇旗呐喊者的角色，又替科举改革营造强大的舆论声势，同时也有助于推进科举改革的步伐。该报主笔范还亲自披挂上阵，为科举变革撰文呐喊助威。他在文中指出，科举“不可不废，且不可速废，稍知时局者，类能太息流涕而言之”，如果“不废科举，则中国一日无进步，即十年而后，亦与今无异”。当废八股之诏发布时，他认为：“中国一线之生机，始从此而有复苏之望，一切救亡之策，甫能植基于此。”[18]（P227）
    此外，《万国公报》还刊发文章，积极介绍新教育制度，大力宣传新教育思想，为科举改革作好必要的思想铺垫。它曾刊登了李提摩太的《新学》一文，详细介绍了英、法、德、美、俄、日、印度七国的学校教育状况，为中国新教育勾勒出初步轮廓。它介绍了欧美一些名牌大学的概况，如英国的奥克司福特大书院（即牛津大学）、美国的哈维德大书院（即哈佛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书院等。这些介绍向人们展示了西方教育制度之完备、校舍之宏伟和教学之严谨，加深了人们对旧教育的厌恶，增强了人们对新教育的憧憬。它也介绍了一些西方流行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如瑞士教育家柏思落罗齐（今译裴斯泰洛齐）和德国教育家福诺柏（今译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裴斯泰洛齐是19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自然主义教育家，创建了一整套初等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是现代教育的先驱者。福禄培尔则是幼儿教育的开创者，被后人称之为“幼教之父”。这些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可谓是石破天惊的，为人们抨击科举制度提供了理论借鉴，增强了批判力度。《万国公报》宣传资本主义教育思想，展示西方教育美景，为科举变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清末，人们总是把兴办教育与变革科举联结在一起，这便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教育思想感召的结果。
    总之，传教士通过广学会的赠书和征文活动，引导士人关注外部世界，促进士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并创办《万国公报》，抨击科举制度，宣传西方教育思想，为科举改革作好舆论准备。而士人是科举制度的忠实追随者和维护者，传教士的宣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加速了士人科举情结的瓦解，进而促进科举制度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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