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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一雄、高木敏雄、吉田太郎、石冢修、松井英男等7名经过改造的日本战俘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创建了在华日本人最早的反战团体“觉醒联盟”。“觉醒联盟”原为“唤醒同盟”，后来考虑到更便于为被俘士兵从心理上加以接受，遂改为“觉醒联盟”（28）。其目的“在于鼓励日本工农士兵早日觉醒，反对日本军阀、财阀发动的战争，以求得日本劳动大众的解放”（29）。该盟规定盟员要“促使日本兵士与人民从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欺骗压迫中觉醒”，“与中国军队协力，尽全力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30）。联盟成立后积极向日军开展政治宣传攻势，主要形式有阵前喊话、散发传单、张贴和书写标语以及寄送慰问信和慰问袋等，以揭露侵略战争的本质，这些做法在瓦解敌军、削弱其战斗意志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觉醒联盟”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其组织也在不断扩大，冀中、冀南、晋察冀、胶东、苏北、苏中等地相继成立了支部。 1940年5月，在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等的发起下，由森健（对外用近藤勇三的假名）和春田组建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1941年5月，又相继成立了以宫川哲治为支部长的晋察冀支部和以大西正为支部长的山东支部；7月，成立了以田中为支部长的冀中支部。从11月起，在新四军控制的地区先后成立了以坂谷义次郎为支部长的鄂豫边支部、以后藤勇为支部长的淮北支部、以古贺初美为支部长的苏北支部、以高峰红志为支部长的淮南支部、以滨中政志为支部长的苏中支部等。 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人民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出席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几乎包括驻扎在华北地区的全部日本军队，其中第1、12、32、105、110、118师团，独立混合第3、8、18旅团以及水兵各一名；第20、36、41师团，关东军等各2人；第109师团、独立混合第16旅团各3人；独立混合第2旅团4人，独立混合第4旅团12人，独立混合第9旅团13人（31）。会议通过了《日本士兵的请愿书》和《抗议日本军部暴行的宣言》。《请愿书》共列有228条具体内容，都是涉及日本士兵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现实问题，如“禁止侮辱士兵、打士兵耳光，违反者应给予严厉惩罚”；“停止强迫士兵储蓄”；“不要为‘试胆量’而强迫士兵去杀害没有反抗行为的中国人”；“军官不要命令士兵去做掠夺、暴行、杀戮、放火等不人道的行为”等。这些内容后来通过散发传单等途径传到日本军队后，引起了士兵们强烈的思想共鸣。 华北日本人民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觉醒同盟”改称“反战同盟”。杉本一夫当选为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英男当选为副会长。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成立后，组织迅速扩大，成员快速增加。到1944年4月，已建立了13个支部，盟员达223人，包括延安支部75人、晋西北支部7人、晋察冀16人、冀中支部7人、冀南支部15人、冀鲁豫支部13人、太行支部29人、太岳支部11人、滨海支部15人、鲁中支部9人、鲁南支部7人、清河支部6人、胶东支部13人（32）。 这些组织在各地开展了大量反战宣传活动。不少抗日根据地都办有日文报刊，重要的有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支部办的《士兵之友》，晋察冀边区支部办的《日军之友》（后改为《战友》）、《解放画报》、《前线》，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办的《士兵呼声》，太行区本部办的《觉醒》、《反战》，晋察冀边区办的《时事新报》、《晓》，反战同盟太行支部办的《同胞新闻》，鲁南支部办的《鲁南报道》，鄂豫皖边区第五支部办的《日军之友》、《赤旗报》，淮北支部办的《兵士的呼声》，苏北支部办的《日本士兵之声》，苏中支部办的《解放周报》，冀南支部办的《日本人民之友》、《光明月刊》等等，这些刊物主要是宣传性质的，但其中也刊载一些反战题材的文艺作品（33）。除了出版刊物外，反战组织还广泛散发其他宣传材料，仅太岳支部在1943年初就散发了30余万份日文宣传品，书写标语3万条，散发的宣传品、标语和漫画等共有65种之多（34），范围几乎遍及了整个敌占区，甚至连子长县一些日军据点的大街上以及日军警备司令部和赵城的日军宪兵队门口，也被贴上了反战宣传品。这些刊物和宣传品的广泛出版和散发，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本质，号召日本普通士兵放下武器，同中国人民一道并肩战斗，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报道，一些日军士兵就是在看了这些刊物后才主动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诚的。 随着各地反战形势的发展，1944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和解放联盟华北地方协议会，以取代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据冈野进的说法，之所以要改“反战同盟”为“解放同盟”，一方面是随着反战活动的广泛开展，日本士兵的反战意识在明显增强，加上通过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的教育，日本反战干部不仅人数越来越多，而且政治觉悟和领导能力与水平也在稳步提高，所有这些都为反战活动水平的提高准备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成立反战组织还有更为深远的考虑，它与反战同盟仅着重向士兵说明战争的本质、煽动厌战和反战情绪不同，不仅要号召日本士兵，而且还要动员侨民或日本国内的人民，使日本更加民主化。同时，解放同盟不仅局限在中国抗日根据地，而且将要在日军所在的任何地方都建立起完善的组织（35）。 在此前后，华北、华中各地纷纷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组织。计有解放联盟晋察冀地区协议会、晋冀豫地区协议会（辖太行、太岳支部）、山东地区协议会（辖滨海、鲁南、鲁中、胶东、渤海等支部）、华中地方协议会（辖鄂豫边、淮南、淮北、苏中、苏北等支部）、冀鲁豫地区协议会（辖冀南、冀鲁豫支部）。此外，1945年6月，在广东的东莞、惠阳交界处的铁岗还成立了解放联盟华南支部。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在华日本人参加觉醒联盟等反战组织的成员总数达1200人（36）。 早在1937年10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就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过：“日本人宁愿被打死而不愿当俘虏，他们那种拼死作战的精神，不应单纯说成勇敢，里面还蕴藏着犯罪和胆怯的情绪。”并表示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日本的士兵不经战斗就投降我们，或是开小差投奔我们。”（37） 在反战士兵的积极活动下，加上在战场上日本侵略者频遭败绩，因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士气每况愈下，被俘或主动投诚者越来越多。据统计，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44年5月，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士兵达2407人，其中主动投诚的115人（38）。主动投诚的比例逐步增加。1940年主动投诚者占八路军内日本俘虏的7％，1942年为18％，1943年则上升到48％（39）。 觉醒后的日本士兵在投身反战活动时，通常都表现得尽心尽职，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抗日战争时期，在各战场牺牲的日本反战士兵至少在30人以上。1943年1月初，太行区平顺县留田村民兵班长牛来仓与敌作战负伤，无法行动。反战同盟太行支部成员广川冒着生命危险，将牛来仓背离险境。1944年5月，砂原和住野两位日本反战士兵在山西省襄垣县进行反战宣传，当他们在离日军碉堡20米远的地方喊话时，遭到碉堡内的士兵射击而牺牲。解放联盟晋冀鲁豫地区协议会副会长宫川英男，在1945年6月初敌伪扫荡峰山时在宫庄地区被包围，宫川在突围不成时，自杀身亡，宁死也不当法西斯侵略者的俘虏。 抗战期间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在道义上和精神上大大鼓舞和支援了中国抗战军民，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对此，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曾充分肯定了在华日本士兵反战活动的积极作用，认为它们给予中国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以“很大的极其有价值的帮助”（40）。不仅如此，他们在从事反战活动中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后，他们中有的陆续通过民间渠道被遣返回国，其中许多人感念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大政策，先后参与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等友好团体，誓将余生献给反战与日中友好和平事业，成为“日中不再战”的先锋，一直活跃在日中友好运动的第一线；有的自愿留下来积极协助八路军做争取日军投降和接收工作，还有的则始终没有返回日本，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以及中日友好事业贡献力量。此外，抗战期间对日本战俘的成功改造还为日后大规模改造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积累了丰富经验。 注释：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③ 甘泗淇：《一二0师抗战三年来的政治工作》（1940年9月24日），转自徐则浩：《从俘虏到战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④⑨ ［日］水野靖夫：《反战士兵手记》，巩长金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4页，第37－52页。 ⑤⑦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01页，第530页。 ⑥（13） ［日］铃木传三郎：《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刘国霖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第219页。 ⑧（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3页，第503页。 ⑩ 参见［日］佐藤猛夫：《幸运的人》，王德讯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3页。 （11） 《中共党史资料选辑》第42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14） 《聂荣臻回忆录》（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10－513页。另参见姚远方：《将军与孤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5） 据有的日本学员回忆，该校的校长是八路军政治部的王学文，见［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第27页。有些文献则说副校长为王安博，见《中共党史资料选辑》第42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也有的说，副校长先为王安博，后为李初梨，见小林清（为解放后加入中国籍的日本战俘）：《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上述诸说均不够确切，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应为野坂参三，即林哲，但当时为了保密没有对外宣布，对外称校长是王学文。副校长为王安博、李初梨（兼任），王安博于1943年4月调离。见徐则浩：《从俘虏到战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15页。 （16） 小林清：《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17）（19）（21）（22）（31）（35） 张惠才、韩风琴译：《从鬼子兵到反战斗士》，［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第113页，第128页，第122页，第91页，第84－85页。 （18）（24）（25）（27）（32）（38） ［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蔡静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第26页，第78页，第64页，第46－47页，第39页。 （20） 《八路军总政治部优待在延日本学生办法》，转自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23） 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第62页。 （26） 黄义祥：《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斗争》，［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 （28） ［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蔡静译，第112页。不过也有说这一组织原先叫“觉悟同盟”的，是曾留学日本的对敌工作部干部江右书受回国时带回的一本杂志上的一幅泽村贞子组织的左翼剧团照片“觉悟队”的启发而定名为“觉悟同盟”的，后来考虑到便于为日本士兵所接受而改成“觉醒同盟”的，见铃木传三郎：《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第42－43页。 （29） 《觉醒联盟支部遍设各省》，［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7月5日。 （30） 秋远：《觉醒联盟》，［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2月11日。 （33） 吕元明：《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34）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华日人反战纪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36） 刘大年：《我所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37）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胡其安等校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14页。 （39） 张惠才、韩风琴译：《从鬼子兵到反战斗士》，第84页；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华日人反战纪实》，第168页。 （40）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转自《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08年5期第188～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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