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1978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500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16800多名青年，在1979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北京市1978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关键是主张扩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没有逐利动机，还要压缩行政开支。学生当时上学不收费，80%学生还能享受助学金。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 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否定了文革，中国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种是和世界接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民国。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国际接轨，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那个时候校长的自主权比较大，比如 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只有插班生制经过国家计委批准。现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学想尝试走新路，第一届直接从高中二年级招生，差点在招生环节就被卡死。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是自己不作为，但绝不让别人作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学校长的还有一些，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还有一批具有民国时代遗风的老教授，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比如南京大学陈白尘，李龙云考上他的研究生，单位不同意，不让他带工资，陈白尘说，你的工资我来发。用自己的工资给李龙云发生活费。兰州大学赵俪生招研究生。秦 晖成绩很好，体检不合格，视力不行。赵俪生说，不让招秦晖，我就不招生了。秦晖眼睛不好，陈寅恪眼睛也不好，谁敢说他将来不是陈寅恪？ 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应当说，这是一个中国 大学精神中兴的时代。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 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 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 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 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 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 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 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 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 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 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 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 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 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 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 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 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 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 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 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 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 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以上是我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精神演变的粗略描述。我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比较悲观。但是我要说，不管现实存在怎样的问题，命运的选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学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贤，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时间：2011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