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极大影响
    辛亥革命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国家统一的重大事件，如外蒙古宣布独立、宣称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蒙藏协定》等。尽管导致这些分裂活动的原因复杂，如清政府在外蒙古地区所推行的“新政”，招致了当地王公和上层僧侣的不满，激化了他们与清政府的矛盾，并成为外蒙古独立的导火线；以查办大臣身份入藏的张荫棠在西藏推行的新政，未能充分关注当地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不但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引起一些新的矛盾。但分裂活动的最终发生与辛亥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不足是直接相关的。如与革命派进行论战的杨度在1907年就已指出：革命派欲以民族主义的手段达到民主主义的目的，势必放弃蒙古、西藏等地。因为，就客观形势而言，由于国民程度参差不齐，无法真正实现五族平等，此时汉族人若要建立共和制国家，则“满人无复有土地之可守，必以反抗而尽败灭；蒙、回、藏之人，则必以民族主义而各离立”。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几乎将全部精力用于抵御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其对边疆地区日渐衰弱的控制力更加削弱。而初建的民国政府根基不稳，矛盾丛生，力不从心，这给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策划一系列分裂活动以可乘之机。在沙俄的策动和支持下，外蒙古于辛亥革命之初即宣布脱离当时的中华民国而独立，最后演变成脱胎出蒙古国的事实；辛亥革命爆发不久，西藏即提出了独立要求，并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独立主张。虽因中央政府代表拒绝在所谓的《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分裂阴谋未能得逞，但从兹开始，分裂活动从未间断，一直延续到今日。外国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扶植民族分裂分子的独立活动，为后来的分裂分子提供了所谓的“史实依据”，并且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稳定和民族关系。
    对中国民族观和民族理论研究有重要影响
    中国民族学的引进和研究基本始于辛亥革命时期，当时各种势力为了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民族理论，远远超出历史上传统民族理论的范畴。传统民族理论集中体现在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而辛亥革命导致的国家转型和民族关系重建，使民族观深刻变更，各民族平等观念、中华民族一体化意识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期间，民族学研究也日渐跳出狭隘的种族主义主题，转为关注如何促进民族同心、恢复民族自强自信，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密切相连的关系。一时间，应时而生的新民族理论层出不穷，大力推动了近代中国民族学研究，也对民族观和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辛亥革命对推进中国各民族交往、合作、团结，共同建设新兴国家，形成新的民族关系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进而对维护我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其一，应密切关注社会转型可能对中国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社会关系，会受到自身以外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当前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矛盾多发期，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妥善应对，才能不断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其二，解决好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是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辛亥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在民族关系的变动中，最先可能受到影响的是边疆民族地区。从西方敌对势力和境内外分裂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目的和用心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将一直会是他们关注和破坏的重点地区。解决好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三，应注重理论和学术研究。社会变革期，也是各种理论、思潮汹涌交锋的时期，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必须加强理论学术研究，利用丰富的史料资源、已有的研究团队等优势加强对民族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形成史、边疆民族地区历史研究，为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为丰富中华文化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