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聚会丨歌声引来一片哭声
    陈建荣的父亲陈诚志和母亲嵇德珍是由朋友撮合相识相爱的。1958年,两人结婚一年后,大儿子陈建国就出生了,接着是陈建荣。不过,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日子很快就岌岌可危了。
    1968年,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陈诚志所在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响应国家号召,呼吁工人投身“大三线”工程建设开赴四川。由于嵇德珍舅舅曾读过私塾,被判定为“家庭成分不合格”,陈诚志被免去前往四川的资格。随着“大三线”建设的开展,“小三线”建设也随之兴起。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后方工业基地,便是上海的“小三线”。
    杨树浦发电厂于1970年开始遴选投身“小三线”建设的工人。由于“大三线”建设的前车之鉴,很多工人意识到一旦参加三线建设便会背井离乡。“其实政策给上海小三线职工的福利还是说得过去的,当时虽然说户口集体迁过去,但工资收入和在上海时是一样的,而且当时职工吃的大米、鸡蛋、水果甚至比在上海的时候还要好很多。另外,小集体、大集体职工也可以转正为国营单位正式职工。”曾经的312电厂工会主席李尊耀后来向陈和丰回忆道,就算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去。
    于是,杨树浦发电厂的领导只能挨个做思想工作,一向随遇而安、又是党员的陈诚志,再没能逃过“建设工人”的命运,嵇德珍也一同被选上。1970年2月7日,杨树浦发电厂的“小三线”团队正式开赴安徽省的大山深处。那一天,嵇德珍告诉陈建国和陈建荣,半年后就会把他们从上海带去安徽,到时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陈建国远远地跑到角落不肯面对父母,陈建荣则嚎啕大哭。分别后,整整一个月,嵇德珍几乎每天都以泪洗面。
    更令嵇德珍揪心的是,等到他们人到了“312”电厂,大伙才发现厂房宿舍都没有建好,更别提之前领导所谓的“小孩子接来后可以去的小学”。厂里领导觉得这样的氛围不利于工人们安心建设,于是在晚间办起了职工聚会。可是当时,只要一个人唱了几句抒情感伤的歌,就会唱哭一片人。有一天,不知是谁唱了一首较为凄凉的曲子,几个远离孩子的母亲听后又纷纷大哭。在嵇德珍的回忆里,当时就像是追悼会一样,耳边都是哀乐。
    骨肉分离丨弟弟哭着要妈妈
    而对于陈建国、陈建荣兄弟而言,母亲离开时那句“等到‘小三线’那边学校建立起来了,就把你们接过去”的承诺,一等就是十六年。
    当时,留在上海那14.4平方米小屋里的,只有12岁的陈建国和年仅6岁的陈建荣。一年之后,原本受托照顾兄弟俩的舅舅就因自家生计奔波越来越力不从心,早熟的陈建国便主动要求舅舅不用再来了。就这样,陈建国13岁开始就学会持家的日子了。
    后来,陈建荣到了上小学的年纪,陈建国自己也要上初中。每当接近下课时,陈建国便急急忙忙地飞奔出校园,一口气跑到弟弟的小学去接他。回家后,弟弟可以跑出去玩,但哥哥必须在家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做所谓父母要做的事情。日复一日,倒也习以为常。只是一到节假日便是兄弟俩最难熬的日子。
    一年中秋晚上,当隔壁邻居家传来聚会时喧闹、玩笑、喝酒的声音,兄弟俩不到8点便关灯躺下睡了。陈建国清楚地记得自己半夜时被一阵哭声惊醒,原来是身旁的弟弟在哭。陈建荣边哭边说:我想妈妈了。“这时我心头一酸,兄弟俩抱头痛哭。其实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妈妈要等过年才能回来,我们还要等很久很久。”
    那时,嵇德珍和丈夫每年只能回来一次,兄弟俩也要等到寒暑假才能去山里看爸爸妈妈。大多时候,嵇德珍只能托回上海办公的同事来探望下孩子。有一次,同事告诉她小儿子的手骨折受伤了,但在家书中一直隐瞒了这个消息,嵇德珍为此伤心难过了好久。因为分离难忍,嵇德珍也曾几次尝试过把孩子接来山里读书,但总是坚持不到一个学期就又让孩子回上海了。
    不过,嵇德珍的“忍痛”决定从结果上看或许是明智的,因为后来,大儿子陈建国在国营工厂谋得工作,小儿子陈建荣则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尽管这一切发生时,她和丈夫都没有陪在孩子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