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家庭丨小老百姓的故事不要遗忘
    “时间长了,许多职工结婚了,有了子女,或者本身就有子女的工作稳定后,就把上海的子女接了过来,”曾经的“312”电厂工会主席李尊耀回忆,当时教育是大多职工的心头问题。“我们建过一个厂区小学,但是老师数量少,而且都不专业,没开多久就关了。”职工们返沪的意愿因此逐步萌生。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负责人徐有威告诉早报记者,陈和丰家的历史故事虽只是一个因支援“三线”建设而与家人分居的上海普通家庭故事,却也是当时很多家庭的缩影。从1965年到1988年,上海有81家企事业单位、近8万干部职工投入“小三线”建设。他表示上海政府有关“小三线”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在全国算得上数一数二,“应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苦,但子女的教育问题却日益严重,尤其进入1980年代之后。”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军工产品订单开始大幅削减,这意味着军工厂性质的“小三线”厂开工不足。与此同时,当初来到“小三线”的青年职工普遍结婚并生儿育女,集中出现了“学龄儿童潮”。那时恢复高考,让原本觉得“不读书也能有工作”的职工更没底气了。1978年,上海“小三线”后方基地党委在给上海市委的报告中指出:“后方‘小三线’现有中小学共48所,教职职工和学生共6000余人。突出的问题是教育质量低劣,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特别是教育机构不健全,业务领导渠道不通。后方教育事业,安徽省教育部门明确不予领导。对‘小三线’职工子女就学、升学等问题不解决好,对稳定三线职工情绪十分不利。” 那时上海“小三线”师资参差不齐,信息交流闭塞是公认的事实,短时间内无法改善。
    为了能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小三线”职工不得不把孩子留在上海学习和生活。悲剧也在这些孩子及其家庭中蔓延开来。陈建国与陈建荣兄弟的境遇已属厂里十分“争气”的例子。徐有威说,因为无父母照顾,这群孩子能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更不幸的是,他们之中有男孩因犯罪进入监狱,亦有女童受邻居蹂躏,还有孩子因为无人看管失踪或病死。也因此,“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说法在后方广为流传。
    “尽管‘三线’建设总体值得肯定,但不能否认,对于有的家庭,它确实是磨难,或者说起码不是愉快的回忆。”徐有威说,大时代里都有小人物,也是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凑成另外一个真实的时代。对于1965年到1988年上海“小三线”的历史,找不同当事人做口述历史,是打开这段历史记忆的一把金钥匙。而随着时光逝去,“小三线”亲历者也日益凋零。因此,徐有威认为抢救“小三线”建设史料的任务非常重要。
    “现在的新中国历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传统就是政治史,二十四史里又有几个小老百姓的故事?”从2009年开始研究我国“三线”建设历史的徐有威感慨,只有关注身边那些小人物的故事,才能了解历史绝对不是想象中的非黑即白,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错综复杂的。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