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报》相继发表了数篇关于家马及马车起源的文章，（1994年6月12日孔令平《马车的起源和进化》，1995年3月12日郭晓晖《骑马术与印欧语系的兴起》，1997年4月27日袁靖、安家媛《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两个问题》，1997年6月15日水涛《驯马、马车与骑马民族文化》，1998年8月12日王宜涛《也谈中国马类动物历史及相关问题》）对国际国内最新的关于家马和马车起源的研究作了比较简明的介绍和讨论。论者的观点明显地分为两种，一种认为马和马车是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草原地带传入中国的；另一种认为中国养马、驯马和用马的历史可以早到龙山文化时期，尽管中亚和西亚地区考古发现的家马较早，但中国内地的家马起源不一定是从西方或北方传来的，言外之意，中国有一个独立的家马起源中心。
    关于中国家马的起源，的确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还要依靠今后的考古发现。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乌克兰草原无疑是最早发现驯马证据的地区。中国比较肯定的家马是和马车一道发现于商代晚期的，年代上比第聂伯河西岸的德累夫卡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的、具有明确配戴马嚼子痕迹的家马，晚了近3000年；比二轮马拉战车从高加索地区传入近东的时间晚了大约近千年。虽然在连接中国北部、西部和中亚草原的考古发现上存在许多缺环，但是就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从龙山到早商阶段的遗存，没有家马的发现；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也没有发现家马的遗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也同样没有家马存在的证据。在已经发掘的上千处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已经发现的较殷墟为早的马骨，则只有西安半坡、汤阴白营、华县南沙村和章丘城子崖等少数几个地点，（正式鉴定过的河北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并无马类动物的遗存，参见《考古》1992年11期周本雄先生文）除南沙村龙山文化遗址据说出土有完整的埋在祭坑的马骨架外，其余都是零星的牙齿和碎骨，很难做出是否家马的准确鉴定。其实，即使是完整的马骨，也很难肯定是家马的遗骸。所以，目前要说中国是另一个家马起源的中心，还不如说最初的家马是自中亚草原辗转而来更可靠些。
    野马是家马赖以产生的必要条件。据研究，中国的野马在历史上曾有广泛的分布。地质时代，其分布的南界，东段在秦岭、淮河以北；西段在青藏高原北缘（柴达木盆地除外）以北。历史时代，野马的西段南界基本如前，东段的南界则北移至河西走廊、陕北、冀北一线以北。现代野马残存于新疆东北、陇西北、内蒙古西北部地区。（文焕然《历史时期中国野驴、野马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10辑）全新世以来，虽然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野马不断地向西北方向退缩，但是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仍有野马生存，仰韶、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出土马的遗骨，从侧面支持了后世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但是这些发现的地点既少，发现的数量也很有限，说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早在历史时代开始以前数千年间，野马的生存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更重要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对生性高傲难以接近的野马，很难产生真正的作为动力需要的冲动，即使有了驯化猪、狗等动物的经验和技术，这种情况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而以猎取野马的皮毛和骨肉为目的的狩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大量存在，是不能看作真正意义上的“养马、驯马和用马” 的历史的一部分的。
    在商代晚期，马一般发现在墓葬和祭坑中，却很少发现在灰坑中，而同样是作为祭品的狗、牛、绵羊、山羊、猪和鸡等，却大量发现在垃圾堆（灰坑）中。这一方面说明马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肉食，另一方面也证明马是珍贵的动物。甲骨文中有“马羌”，被认为是西北地区的一个方国，（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284页）又有某地入马的记录，胡厚宣先生认为殷墟的马是从西北地区输入的。（《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一册）所以，至少商代晚期的马，主要是从西北地区传入的。如前所述，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并没有发现早于商代晚期的家马，这除了可能有考古发现上的缺环之外，可能的解释就是上述西北地区的诸方国，最初只不过是把马从中亚输入内地的一个驿站，他们自己并非家马的原始驯化者。
    家马从中亚草原传入中原，在地理上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不可逾越。主要分布在南西伯利亚、鄂毕河上游和哈萨克斯坦的卡拉苏克文化，年代相当于殷末周初，经营畜牧业，与外贝加尔、蒙古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乃至西部的伏尔加河流域东西连成一线，在面貌上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对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文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殷墟发现的贝，来自我国台湾、南海甚至阿拉伯半岛的阿曼湾和南非的阿果阿湾等地；殷墟的玉料，则有一部分是从我国新疆和阗来的；至于占卜用的龟甲，来源更为广泛，一些特别的种类，分别产自我国海南岛、东南亚和马来半岛甚至日本等地，其范围之广，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441～444页）中国与西方的联系，当然也不是从殷墟时期开始的。因此，中国内地既不“完全封闭”，西部的崇山峻岭也不是不可跨越的，借助于善跑的马类，东西方人类的交流和来往当然是可以比以往更容易的。
    反对中国家马来自中亚草原的学者，其理论基础无疑是家马多地区起源说。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他说：“如果说中国家马的起源来自西亚和西伯利亚，那么与欧亚大陆完全隔离的美洲，其印第安人也具有熟练的骑马术则是难以理解的。因此认为上古时代世界人类对马的驯养，首先是从黑海到里海之间的草原地区开始兴起，然后波及到其他地区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见前注王宜涛文）在这里，印第安人的骑马术（如果不是马本身的话），是作为家马多中心起源的一个重要论据提出的。但是，众所周知，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美洲既没有马，也没有骑马术的存在。安第斯高原是古代美洲惟一的畜牧区，奇楚亚人和艾马拉人的确驯养一种叫做骆马的动物，除了利用骆马的驮力之外，人们还广泛地利用骆马的毛、皮、肉、骨头和油脂。但是，骆马是偶蹄目骆驼科动物，与羊驼、原驼和美洲驼近缘，合称羊驼类。它虽也善于奔跑，但与马属于不同种类的动物。只是在16世纪欧洲人把马输人美洲之后，北美大草原和南美巴塔哥尼亚人才很快成为出色的骑手，从徒步的猎人变成了骑马的猎人。据记载，欧洲第一批殖民者从欧洲运来的马在殖民初期有一部分放野了，在美国西部大草原变成了莫斯坦格马群（美洲产一种小而耐劳的野马），印第安人捕获并驯养了这种马。这样，马就成为猎人们不可缺少的东西了，不仅打猎的效率高了，他们还用马来驮运重物，而在此以前，北美西部大草原的人们是用狗来拖拉物件的。（托尔斯托夫主编《普通民族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60年，122页、165页）把印第安人的家马和骑马术作为家马多中心起源的例证是不合适的，实际上欧洲人所以能够摧毁美洲古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了马的力量，印第安人对于这种外来的神奇动物，一定是铭心刻骨，永志不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