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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科的主体性和话语权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刘后滨 参加讨论

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的外部环境,目前正进入一个良好的时期。在国内,政府对古代历史和文化传统研究的重视和投入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大众文化对历史研究的关注也日渐加强。尽管大众文化消费与学术研究之间存在很大距离,但大众文化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关注,仍不失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外部环境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在国际上,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或全人类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种背景下,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的高度来讨论中国古代史学科的主体性和话语权问题,就有着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历史资源的重视,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有关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科的主体性问题,再次被提出来。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古代史学科有着其他任何社会科学都无法取代的地位。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现状看,无论是对重要历史时代、重大历史问题的综合研究,还是发挥历史学的借鉴作用、进入当前主流文化的建设事业,历史学都具有其他社会科学无法取代的地位和作用。
    大量的历史问题(无论是历史本身的问题,还是后人需要解释的历史问题),是其他任何社会科学都无法像历史学本身那样加以解决的,这一点自不必多说。即使是方法,历史学也未必没有自己的主体性。简单地说,强调对历史进行时间属性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历史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主体方法。从《左传》到《资治通鉴》的编年史体系中,准确的时间是其最核心的要素。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就的古史”,关键也是一个时间定位问题。近年来,中国古代史领域呈现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研究取向,也体现为:通过对历史上的制度、思想、文化和各种现象进行关节点上的时间定位和宏观发展趋势上的时代定位,以期接近历史的真实。例如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强调发展变化和实际运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而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对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历史真实也许永远无法达到,但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却是史学研究的恒久动力。对历史要素进行关节点上的时间定位和宏观发展趋势上的时代定位,是史学研究追求历史真实的最关键途径。
    历史学主体性问题不仅体现在是否有自己的方法,或者更主要的不是方法的有无,而是问题的有无。概念、方法和问题,是构成学术研究的三要素。方法诚然制约着问题意识的成长,不同的方法导致不同的切入历史问题的角度,但是方法毕竟是工具而非目的。如果历史学仍然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问题意识,切入并解释其他学科不接触或解释向度不同的问题,无论是否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它就仍然具有自主性。不仅历史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具有主体性,国内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相对于国外学者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来说,也应该具有主体地位。任何外国的中国学或汉学研究,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追踪的最高目标。因为各自关注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
    
    随着国际学术交往的日益频繁,也随着国外中国史研究的论著越来越多地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国内中国史研究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包括提出问题的角度方面,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明显。上个世纪90年代,史学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成为时髦,但文化史显得云山雾罩,社会史显得鸡零狗碎。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所带来冲击所作出的最初反映,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杂乱无章、缺少规范的研究局面。因为最初的冲击往往来自概念而非完整的研究体系。随着学术交往的密切和翻译著作的增加,这种局面正在改善,并有望在不远的将来整合成新的学术规范。其中,可以预见的一个趋势是思想史和社会史的靠近并形成“新文化史”,以及被称为“新社会史”的各种研究取向。这些都将提升历史研究论题的宏观高度,拓展问题空间。
    欧美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有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给大陆学界中国史研究带来的冲击,实际上也意味着西方主流史学带来的冲击。如何估计这种冲击及其产生的影响,是当前国内史学界无法回避的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可以借鉴外国人研究其本国史的提问角度和分析方法,当然也可以而且应该借鉴外国人研究中国史的提问角度和分析方法,但需要注意到,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具有其明显的本国立场(非指政治立场)。无论从学术取向还是从研究论域来说,中国学者在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研究都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性。
    在借鉴吸收国外中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如何应对其带来的冲击,建立中国史学界自己的学术典范?这是近代以来反复出现的话题。目前呈现出来的一个努力方向,是中文话语权的建立。
    中文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内的话语权问题,日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国内成为主体,并不等于进入了国际主流。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要进入国际学术主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翻译不充分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何争取中文学术刊物的主流地位则体现了争取主动权的积极努力。饶宗颐主编的《华学》,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荣新江主编的《唐研究》等,都是这种努力方向的代表性学术刊物。
    强调中国学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它是孤立于国际学术之外的封闭领地。相反,近年来的发展趋向恰恰说明,中国古代史学界从学术命题的提出、研究方法的运用到参与国际对话的学术实践,都不断汇入国际学术潮流之中。
    总之,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多元文明互相学习和对话的阶段,中国独特的历史资源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可供外人欣赏的古老艺术和旅游资源,也应该成为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思想进行对话的主角。中国古代史学科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也是最贴近中国传统的文化领域。这个学科的发展,理应成为学术规划和文化战略中着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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