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彪、伟明兄：你们好！为了推进郑成功研究，泉州郑成功研究会做了大量工作，成果卓然。附随笔一篇，仓促草成，词不达意，但说的都是心里话。随意斧正吧。
    去年前年，我曾前后两次赴福建进行学术考察，从厦门到泉州，亲自拜谒了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诸多遗迹。在安海的星塔，伴随着阵阵海风，似乎还可听到少年郑成功琅琅的读书声；在覆船山郑氏祖茔，面对墓碑上阅尽沧桑的题记，似乎仍可聆听郑成功忧国忧民的沉重叹息……实地的考察，大大增进了我对郑成功生平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真正感知到郑成功伟大人格的魅力。
    我长期从事清史、满族史研究，简言之，研究的重点是作为郑成功对立面的清朝统治民族和统治者。但正是这种研究，加深了我对郑成功的景仰和钦佩。满族入关初有多少人？全部壮丁加起来不过55000人，男女老幼全算上也不会超过30万，但就是这么一点人却征服了人口上亿的汉族！究其原因，满族人的骁勇是一方面，明朝的腐朽是一方面，但汉族人习于逆来顺受安于苟活的天性，恐怕也是一个方面。翻看清初的历史，汉族对满族的暴力鲜有成规模的反抗，就连那两个过去被捧得很高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满人的铁骑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更有许多汉人官将，如尚可喜、孔有德、耿继茂、吴三桂、洪承畴（这也是你们福建的名人）辈，或因贪生怕死、或图荣华富贵、或为一己红颜，或泄一腔私怨，纷纷投靠新主，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清朝征服中原内地的战争中，他们运筹于帷幄，开杀戒于军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朝非亡于“满”，而亡于“汉”。
    对于这种情况，如果有人感到惊异，不妨去重温汉族人的历史。汉族的历史悠久固然悠久，但几乎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是处在异民族的统治下，却是难以掩饰的事实。与匈奴、突厥、鲜卑诸族的争战姑置毋论，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族，都曾以寡击众，以弱胜强，长驱直入，立足中原。这不是很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么？
    只有联系这种现象，才可以真正感知郑成功的伟大。他对母亲的孝，他对国家的忠，他督师十万“气吞吴”的豪迈气概，苦撑大厦之将倾的执著，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忍，无不凝结为一种伟大的精神，一种为我们这个民族所缺少但可以铸造我们民族脊梁的精神。世事流迁，沧海桑田，在时间的长河中，民族有强弱，国家有兴衰，唯一不朽的，就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也就是文天祥所颂扬的那股充沛天地、光炳日月的浩然正气。
    历史上的英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不过最震撼后人的还是失败的英雄。你看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靳轲，“精忠报国”督兵直捣黄龙的岳飞、留下千古绝唱《正气歌》的文天祥……哪一个不是失败的英雄？郑成功“出师未捷身先死”，也属失败的英雄。但“时穷节乃见”，惟其失败，才凸显了他们凌霜傲雪的高尚节操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处在山河破碎、民族涂炭的危难关头，他们都义无返顾地捐弃小我，秉持大我，谱写出一曲又一曲气壮山河的爱国之歌、忠义之歌，因此永垂青史。
    中国历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朝代可以更迭，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却一以贯之，身为人臣，忠就是忠，奸就是奸，从来是薰莸分明，不容混淆。不仅汉族人是这样，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莫不如此。所以，郑氏政权失败后，作为胜利者一方的康熙皇帝仍要钦赐“忠臣”匾额，并在郑成功父子遗骸从台南迁葬南安祖茔时，题写“诸王无寸土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四镇多二心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的楹联。相反，那些卖身投靠者却得不到这种荣光。清朝在江山坐定之后，照例要把大大小小的吴三桂辈列入《贰臣传》。这不能不让后人感慨史笔的无情。其实，这种对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并不是满族统治者的心血来潮，当然也不能很狭窄地理解为“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对高尚节操的褒扬，对忠臣义士的推崇，是古今中外所有民族的共性，也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共性。
    但是就是这样一种为人类各民族所共同遵循的价值判断，在我们的生活中却不可思义地遇到了某种亵渎。被世世代代尊奉着的民族英雄居然遭到质疑，甚至连岳飞算不算民族英雄都成了问题，以致引起海内外华人的一致声讨。一部《郑成功》电视剧据说年初放映，后来却没了下文……与此同时，一些在历史上投靠新主，无耻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吴三桂者流，却受到重新评价，甚至被作起了“翻案文章”。把卖身投靠说成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诸如此类的谬论，不一而足。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史学”（这个名称是我起的，指把史学用于某种政治说教的注脚）到“文革”中的“影射史学”，再到近些年史学与铜臭嫁接，与权力结缘，不能不使我们领略到史学在现代中国的悲哀。而这种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结果，小则使史学蒙垢受辱、名声扫地，大则造成国民价值观的混乱和伦理道德的错位。如此“颠倒”下去，恐怕很多年轻人再分不清什么是正，什么是歪，什么行为是应该提倡的，什么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这样的人如果多了，这个民族还有救吗？
    在前年召开的一次学术会上，我曾针对这种反常现象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不要基于现实的某种政治需要，就去倒踩年月，任意曲解历史，如现在提倡多民族团结，就说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是什么“兄弟阋于墙”，或者对大小吴三桂们大节有亏的事实去做什么翻案文章，如果这些人翻案了，那历史上的岳飞该怎么评价？文天祥该怎么评价？郑成功又该怎么评价？！我还说过一句玩笑话：幸亏秦侩没有后裔，如果有的话，碰巧手里再有几个臭钱，恐怕也会招赉几个无聊文人，去“屎里觅道”，为他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吧？
    史学的功能，除了澄清史事、借鉴启迪、传播文化等外，还有人格教育。褒扬什么，谴责什么，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对于个体人格的培养和整体民族性的养成来说，都有直接关系。总结我们的历史，刚性不足，孱弱有余，尤其近代以来，更是受尽外国列强的蹂躏与侮辱。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岳飞、文天祥、郑成功这样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珍惜他们的名声，尊崇他们的业绩，其实也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因为只有铸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才可能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