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思利在南京参加签约仪式时，真盛意也在乘“法沃里特”号军舰匆匆北上，8月21日到达吴淞口外，与停泊在那里的“埃里戈纳”号会合一处。8月23日，“法沃里特”号舰长巴日求见上海道巫宜褉，要求代雇民船，前往南京。巫宜褉告诉巴日，士思利已赴南京，无庸再往。巴日不听劝阻，于次日强行起锚，驶往南京，并抢夺了一只沙船作为备用。[26]（P2327）途中于9月4日与士思利相遇。士思利因对真盛意不满，拒绝为真盛意带路，[27]（P106）在吴淞口登上“埃里戈纳”号，于9月12日前往马尼拉。真盛意乘坐的“法沃里特”号由于气候的原因，9月17日才到达南京，泊于草鞋峡江面。由于《南京条约》已签订，真盛意和巴日既未会见英国人，也未接触清政府官员，直到最后一艘英舰离开扬子江后6天，“法沃里特”号才离开南京，返回澳门。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对西方列强是一个强烈的刺激。法国也不例外。驻马尼拉总领事巴罗向法国政府建议说：“为了使法国不至于被排斥在外，以及新开放的市场所带来的利益不被一、二个特权国家所把持，请尽快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合理措施。”[28]（P17）《南京条约》签订后，“就对中国而言，法国已与英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了”，[25]（P24）法国开始向实行积极的对华政策转变，1843年4月，法国外长基佐（Francois Guizot）正式向法王菲力普提交了一份派遣使节来华、分享英国在中国获得的利益的报告。与此相应，法国在华观察团也变得更为积极，使团成员马雷-蒙日在一份有关中国的报告中指出，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幅原辽阔且即将向外国开放其港口的中国提供更多的利益。[9]（P202）
    此时，无论是士思利还是真盛意，都采取了更加主动的姿态，为法国谋求利益。士思利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除了建议法国政府派一名“有威望且经验丰富”的人来华负责对华事务外，还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可以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海南岛。[27]（P107）真盛意回到澳门后，企图与中国签订一项以《南京条约》为蓝本的临时协议，为此，他派沙厘和昌时忌二人赴广州，“以愿修台铸炮为词”接触中国官员，[20]（P2845）将由他签属的两封信件转交给两广总督祁和负责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耆英，信中提议清政府派出地位相当的官员与他会商，共同议定一些基本原则或临时协定，来指导未来的中法关系。[11]（P58-61）
    此时法国在使华人员的安排上发生了变化。1842年9月，法国政府任命拉地蒙冬（Ratti-Menton）为驻广州领事。12月，法外长基佐致信真盛意，告诉他的使命已经完成。[29]（P246）
    得知拉地蒙冬已经来华的消息后，真盛意非但没有停止他的越权交涉，反而加快了他的“外交”活动，以图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在拉地蒙冬到来之前完成有关中法贸易的草约，抢得拓展法国在华贸易的头功。1843年7月31日，他拟定了一个《中法临时协定草案》，共十四款，另附一个秘密条款。协定规定中法相互承认，完全平等，互为最惠国。该协定经双方批准并换文后，定名为《通商通航条约》，有效期十年。对某些法国货物给予特殊的进口权，按新税则征收进出口税及船只停泊税。中国对在华法人的生命财产予以保护。秘密条款规定：向中国输军火的船只可以免税自由驶入中国港口。但这一条款须经中国皇帝和法国国王特别批准。[30]（P189-191）真盛意认为他已为拉地蒙冬奠定了基础，拉地蒙冬来华后所做的，“只是继续已经开始了的与中国政府的谈判。”[11]（P67）
    然而，真盛意的这一协定注定胎死腹中。士思利早已在他的报告中把真盛意的种种不合适的作法汇报给了法国政府。在这份“协定”出台后不久，基佐致函真盛意，告诫他说：“你的想法和行动都已超出了你出使的目的和允许的范围。”[29]（P246）更糟糕的是，这份“协定”拟出前的20天，即7月11日，拉地蒙冬已到达澳门。由于法国政府在任命拉地蒙冬时并未明确地撤消真盛意的任命，所以真盛意认为他仍然在职，他和他的下属因此拒绝迎接和协助拉地蒙冬。[25]（P25-26）沙厘在见到广州知府易长华、候补同知铜麟时，竟然把拉地蒙冬说成是真盛意的下属。[31]（P178）因此，拉地蒙冬大发雷霆，他到澳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告知中国官员，他是法国政府授权的惟一代表，中国政府只能同他谈判，真盛意和沙厘不过是冒牌货，而且这两个人因“行为不端”已被法国政府革职。[9]（P233）这场纠纷被怒火中烧的拉地蒙冬在澳门的英文和葡文的报纸上披露，形成外交丑闻。被激怒的法国政府于1844年5月先后将二人召回。[11]（P69）还在1843年4月拉地蒙冬尚在来华途中之时，士思利就已向广州官员通报了拉地蒙冬来华的消息，并声称：“他（拉地蒙冬）是法国国王派到中国的领事”，“负有解决中法两国政治与贸易问题的使命，是惟一由国王授权与中国政府交涉的使节。”[11]（P57-58）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官员在与真盛意会谈时，已不无疑虑，（注：广州知府易长华、候补同知铜麟在与真盛意会议后，有“所言多不可靠”的印象。见参考文献[20]（P2845）。）当1843年9月6日耆英等人接见拉地蒙冬，通过拉地蒙冬转交的基佐的信件得知拉地蒙冬确是法国惟一的驻广州领事时，自然停止了与真盛意的交涉。[26]（P2759）
    拉地蒙冬虽为领事，但他与士思利、真盛意一样，也没有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使命和权力。然而，他与真盛意等人同样好大喜功。到达澳门后不久，他即于7月29日致信基佐，称由于英国图谋扩展在亚洲的势力范围，英俄之间的竞争必然从土耳其沿伸到中国，这为法国在亚洲采取“进取姿态”提供了良机。为了给实施在东亚扩张这一长期政策作实质性的准备，法国应建立一条既短又安全的联通法国的路线：“这条保障线包括占领红海的一个港口或岛屿，夺取暹罗湾和东京湾的一、二个岛屿，从中国政府那里谋得与其辽阔海洋相邻的众多岛屿中的一个。其价值要相当于割让香港。”[31] （P182-187）在9月6日的会谈中，拉地蒙冬要求耆英“以善良之意给予一份由皇帝盖印的文件，其内容为英美在中国所得到的事关这些国家之关系的恩惠。”并要求法国也要得到相同的权益。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耆英不但给了拉地蒙冬一份加盖了印信的新订海关税则副本，而且还请拉地蒙冬“将其译成西洋文字，在其国公布，俾使佛商知闻，一体凛遵。”[23]（270-273）
    四
    如上所述，法国在鸦片战争期间采取了谨慎的中立政策，因此，真盛意、士思利及拉地蒙冬三人均未得到法国政府的授权。但三人却以高度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与中国政府交涉，为法国的扩张开拓，谋求在华特权。这里不排除个人性格（如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的作用，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殖民侵略者的本性使然。因为在西方殖民扩张的时代，“许许多多未经授权便强占利益的冒险家，最终总是得到母国的承认和赞扬。”[33]（P533）虽然他们的交涉没能形成一份有效的法律文件，但他们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为法国政府后来采纳，这些活动代表了法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向，实际上是法国对华政策由旁观向主动侵华转变的序曲。
    就这些活动本身而言，真盛意等人仍有重要的收获。其一，获得了中国给予法国与英国同等贸易特权的保证。在与拉地蒙冬会谈后，耆英在致基佐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本钦差大臣已奉上谕，准令外国商民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岸通商，并已将税则船钞一体议定，轻重合宜，足见我大皇帝怀柔远人之至意。法国商民自可一体同享。”[32]（P272）其二，博得了清官员对法国的好感。真盛意诸人一到中国，就在军事援华上闪烁其词，经常以援助中国做诱饵，从而给清官员造成了某种幻觉，萌生了与法国联盟的希望。耆英甚至在得知拉萼尼来华的消息后仍认为“佛夷与中国素无衅隙，亦无多贸易，如果有使臣到来，必仍以与中国结约共击英夷为言”。[20]（P2845）甚至在鸦片战争后，一些人还认为奕山、耆英等人不能利用法国助华之议是一大憾事。（注：如魏源认为法人来华是“效回讫助唐之谊”，是粤事的“外助”；梁廷枬、王之春均对广州官员迟疑踌躇，不肯与法人合作感到惋惜。（见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梁廷枬《夷氛记闻》卷四，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卷九，“法兰西来粤输情”和“法兰西人来江宁”条。）今日亦有人认为“法兵船来华调解，其意图欲乘机渔利，然中国何尝不可利用之以牵制英人。乃官厅一再拒绝，致法船到南京，而和议已成，无从置喙。”（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不但法国政府根本没有助华的打算，就是真盛意、士思利等人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相反，真盛意认为：“任何可以或愿意参与这些远方海域贸易扩张的国家，都不要以英国为敌，而是要以它为榜样。”[9]（P172）在交涉中，士思利等人经常宣称：“法国的友谊是无私的和伟大的，它与某些国家的原则不同，这些国家在中国只是为他们的商业寻求更大的市场，让它们的商人赚更多的钱。”这些狡狯的外交辞令迷惑了耆英等人，认为“不能把法国与那些派代表到中国来仅仅是为了商业目的国家相比，中法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诚实和真情之上的。”[25]（P27-28）这两点为后来拉萼尼的谈判签约铺平了道路。拉萼尼利用真盛意等人在华活动的影响不仅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如英美相同的在华特权和利益，而且迫使清政府放弃了对基督教的禁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那样，真盛意使团在华活动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引导和决定了拉萼尼的计划与决策。尽管缺少法国政府的主动指示，这些成果推动着拉萼尼提出废止中国政府的禁教法令并获得了成功。这成为拉萼尼在华谈判所独具的特色。”[25]（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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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Cécille au Ministre de la Marine, 15 mars 1842,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Memoire te documents,Chine,Tome 17.
    [22]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s, China 3, dispatch No. 3, Feb. 28, 1847.
    [23]Jancigny au Ministro des Affaires Etiangères, Macao 15, Mai, 1842 ,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Mémoires etDocuments Chine,Tome24.
    [24]Jancigny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Macao,15 Mai 1842.
    [25]Angelus Grosse-,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Ch‘’ l-Ying and La grené，1844-1846,New York,1950.
    [2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Z].北京：中华书局， 1963.
    [27]Cècille au Ministre de la Marine, 30 sept 1842, Archives du Ministèr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Chine,Tome 1.
    [28]Barrot a Guizot,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ArchivesduMinistères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Memoires et Documents,Chine, Tome 15.
    [29]Guizot, Ministre dem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Jancigny,24oct 1843,Archives du Ministèresdes Affaires Etrangères,Mémoires et Documents,Chine Tome24.
    [30]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Mémoires et Documents,Chine,Tome 1.
    [31]Ratti-menton à Cuizot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Macao, 29,juillet 1843,Archives du Ministèr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Chine, Tome 1.
    [32]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I.
    [3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M].北京：三联书店，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