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为本的中国自农业发生以来，虫害问题是最大的障碍之一，数千年来劳动人民与虫害斗争，积累了丰富而实用的除虫技术。时至今日，除虫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效、纯熟的地步，大规模化学药剂的使用将虫害的影响降至最低，可人类却因此陷入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中，人类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现代学者探寻先人留下的蕴含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道的传统治虫技术，这些技术曾因效率低、费时费力，为现代技术所取代。而今通过对它们的继承与改进，为现代治虫技术的研发打开新思路，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生物治虫，它成为新世纪最具潜力的技术之一。本文以传统养鸭治蝗技术为例，介绍了此技术的由来及其发展，论述它在古代社会中的实际应用效果，解析它在推广时的限制条件，总结其中的成功因素，归纳对现代治虫技术的启示，如稻鸭共育技术的成功转型，借此说明传统技术所具备的生命力，如能善加运用将发挥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一、养鸭治蝗技术的发明及其在清民国时期的改进和推广
    中国古代，向有利用捕食性的鸟类、蛙类以及寄生虫害的病毒来防治害虫的方法，其中养鸭治蝗法算得上是最成功的生物治虫技术之一。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就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赞赏以鸭治虫的方法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中国发明的植物害虫的生物防治”。（1）
    我国的家鸭驯养历史悠久，据考古材料所见至迟在商代已驯养成功，春秋时开始了规模化养鸭（2），唐代时鸭能治虫的特性为人们所熟知。明代时粤地用鸭治蟛蜞（一种小螃蟹），“广州濒海之田，多产蟛蜞，岁食谷芽为农害，惟鸭能食之。鸭在田间，春夏食蟛蜞，秋食遗稻，易以肥大。故乡落间多畜鸭”。（3）因家鸭不仅除害，还易肥大，一举两得，民间畜鸭之风盛行。
    明万历二十年（1597）福建人陈经纶，发现在蝗灾的时候，鹭鸟啄食，便想利用习性相近的家鸭来替代，由此发明了利用鸭群除蝗的方法，“鹭性食鱼子，但去来无常，非可驯养，因想鸭亦陆居而水游，性喜食鱼子与鹭鸟同。窝畜数雏，爰从鹭鸟所在放之，于彼岸芦荻唼其种类，比鹭尤捷而多，盖其嘴扁阔而肠宽大也。遂教其土人群畜鸭雏，春夏之间随地放之，是年北方遂无蝗害”。（4）此法虽颇有效果，但自发明以来，百年内却并未得到推广，因当时闽省蝗害不多见，“而事属创见，未敢遍传以教人”，“奈畜鸭寥寥，种薯稀少，自念权无尺寸，人莫之信，故失传焉”。（5）直到清代乾隆时陈经纶五世孙陈九振在安徽芜湖为官时，遇捕蝗事，谕民畜鸭治蝗，见奇效，这才得到推广运用。1776年陈家后人世元编《治蝗传习录》将祖遗之法记录，为古代最早的畜鸭治蝗记载。在这之后，养鸭治蝗的方法成为江南捕蝻重要的方法之一。在清代捕蝗书中屡见畜鸭除蝗之法，如清代最大的治蝗农书《治蝗全法》记载：“蝻未能飞时，鸭能食之，如置鸭数百于田中，顷刻可尽，亦江南捕蝻之一法也。……咸丰七年四月无锡军嶂山山上之蝻，亦一鸭七八百捕，顷刻即尽”。（6）
    民国时，由于西学药品除蝗方法和除蝗器械的引入，中国治虫事业进入到近代化除治阶段。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中央政府饬令各省在蝗发时，应建立除蝗机构和颁行治蝗办法来管理治蝗事宜。在江南水乡之地普遍将养鸭治蝗之法作为重要除蝗法列入了地方的治蝗办法之中，如浙江省、江西省颁行的县级治蝗办法中规定：在蝗区内发现跳蝻之际，放鸭啄食以求迅速扑灭。（7）当时江苏南京八卦洲的村民鉴于鸭啄治蝗收效巨大，群起组织养鸭会，由南京市农村改进委员会，委托八卦乡公所及八卦洲农民教育馆于1936年7月设立，颁布相应的组织规程，（8）是自发组织规模化养鸭治蝗的代表。
    养鸭治蝗法在上世纪30年代的江南乡村使用比较广泛，以蝗史材料相对丰富的苏浙等省为例，选择蝗发严重的1934-1936年来考察，将使用鸭啄法的事例整理如下表（9）：
    从表中所列来看，以鸭来除治蝗蝻非常有效，所以被江南各地视为基本除治法，民国时放养除治规模较明清时更大，有组织鸭啄队，千只鸭进行除治也能井然有序开展，灭蝗蝻的效果显著。在台湾地区，以鸭治蝗之法也被采用，在1946年的除蝗行动，台湾受灾地利用放鸭吞食法，颇得成效。（10）现今新疆、内蒙草原采用大规模养鸡鸭治蝗法，效果显著，据新疆乌鲁木齐市等地开展除治试验证明，养鸭5000只灭蝗70天，可防治草原蝗灾面积1000余hm2，平均灭治率达95％以上。（11）
    二、传统养鸭治蝗技术推广条件的分析
    养鸭治蝗技术自明代发明至民国，数百年间得到了一定范围的推广，但其推广程度远不如其他传统的治蝗技术。对这一技术细节进行分析，发现养鸭治蝗所需的条件和技术含量，远高于其他传统捕打技术，致使其法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普及，试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