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犹太社团的消失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开封犹太文化的儒化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在因素。虽然在17世纪以前从整体上保持了犹太教信仰，但犹太教的儒化倾向早已肇始。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中，犹太人对儒家文化从局部适应发展到整体认同，犹太教的核心思想逐渐被儒教所涵化，也正是伴随着犹太教儒化进程的完成，不可阻挡的同化潮流最终改写了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开封犹太教的儒化进程体现在宗教观念、宗教礼俗、宗教行为及宗教体验等方面。
    用儒家思想诠释犹太教教义。开封犹太人用儒家观念中的“天”来称呼犹太教所崇拜的亚卫（Yahweh）。在他们遗留下来的碑刻文献中都以“天”、“真天”、“皇天”、“昊天”、“敬天”、“上天”、“重天”、“天道”、“天命”等来称呼万物之主。 开封犹太人把犹太教的精髓归结为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开封犹太古碑尤其是“康熙二年碑”中多次直接引用儒家经典《礼》、《诗》、《易》上的话语，其宗旨无非是宣传“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夫妻之别”的儒家伦理。
    开封犹太会堂的建筑结构及室内布局体现了浓厚的儒学风格。开封犹太会堂从建筑风格上看不同于西方式的犹太会堂，而是典型的中国庙宇式建筑（主要以院落、亭台、殿堂、门庭等为标志）。整个建筑为长方形东西向院落（中间庙宇为南北向），东西长约107米，南北宽约76.6米，面积约8196平方米。前、后殿的命名也颇有中国色彩，前殿为“至清殿”，后殿为“至教堂”。从历史上看，开封犹太会堂每重建一次，汉化的色彩就浓厚了几分。如明永乐十九年第二次重建时，寺中立起了大明皇帝的牌位，清代又改设了“大清万岁龙楼”，供奉“皇帝万万岁”的牌位，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表达 “受君之恩，食君之禄，惟尽礼拜告天之诚，抱国忠君之意”。康熙年间，开封犹太会堂里还悬挂了24方匾额（一说为23方），很多内容要么是直接取自儒学，要么是把儒家伦理与犹太教糅合在一起。
    犹太知识分子中形成了普遍的习儒入科之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的一条最重要的终南捷径。开封犹太人最早在什么时候参加科举考试，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明代已有不少人确立了功名，进入官宦阶层。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儒家思想，《四书》、《五经》是最基本的命题范围，凡能考取功名的人从小就要学习孔孟之道，熟谙中国文化。1605年，艾田在会晤利玛窦的时候就说过，他从小因全力攻读中国文学，所以放弃了希伯来语的学习。
    犹太知识分子的儒化从他们给子女所起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改换姓名一向是犹太人同化于主流社会的重要标志。犹太人入住开封之时，采用的是希伯来语（或波斯语）名字，如掌教利味·五思达、主持工程的俺都剌等。明朝时，开封犹太人已经普遍采用儒学味很浓的名字。最典型的是明末清初的张氏家族给6个儿子取名为：三德、希召、希孔、希礼、希孟、九德，其寓意要么是援引圣人孔孟之名，要么是取自儒家经典。
    犹太教的儒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进程。开封犹太社团在历史学意义上的边缘性以及民族学意义上的悖论性决定了犹太教儒化原因的复杂性。首先，儒家思想的多元化与兼容性为犹太教的儒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其次，对本民族传统教育的疏忽，是犹太教埋没于儒教的内在原因。此外，儒学自身的宗教特质成为犹太教儒化的理论前提，开封犹太人在希伯来语失传、汉语文本缺乏、出现信仰困顿与迷茫的情况下，恰恰是从儒教中找到了缺失的宗教观念。正是在模仿、吸取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开封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消失了，虽然那些带头儒化的犹太知识分子为恢复传统、振兴社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已经无力回天，开封犹太人已无法逃脱被同化的历史命运。开封犹太社团为后人研究族群认同、集体记忆与文化交融提供了耐人寻味的历史启示，也因此而成为延续数百年仍经久不衰的学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