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术与偏见
    伯纳德·刘易斯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并不能掩盖其研究中存在的漏 洞。
    在他看来，中东穆斯林缺乏文化上的好奇心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在《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2003年5月号的文章中，他认为是语言和宗教圣地的问题阻 止了穆斯林的求知欲。对于穆斯林来说，其宗教圣地就在阿拉伯半岛，在穆斯林的控制 之下，因此没有必要到伊斯兰世界以外的地方去旅行；伊斯兰教的经典是阿拉伯语的， 而阿拉伯语本身就是宗教的、科学的和文化的语言，也是阿拉伯人的日常口语。尽管此 后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兴起，但阿拉伯语始终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语言，因此穆斯林没有 了解欧洲语言的动力。基督教的情况就不一样。基督教圣地在耶路撒冷，而这块土地长 期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下，因此基督教徒不得不了解伊斯兰世界，不得不到伊斯兰世界旅 行。他们的宗教经典不是用他们的日常口语写成的，他们必须学习各种外语，以研究自 己的宗教经典和阅读古典著作。（注：Mahmud Haddad,Bernard Lewis Yarudd ala Bernard Lewis,in al-Arabi,November 2003.）剑桥和牛津先后于1632和1636年设立了 阿拉伯语教授，欧洲的大学和学者对学习和教授东方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正是欧洲的 这种文化好奇心使得欧洲努力学习伊斯兰世界，并最终超越了伊斯兰世界。
    通过这样的论述，穆斯林世界的落后似乎成了历史的必然，似乎从信仰伊斯兰教开始 就注定要落后于西方。刘易斯似乎有意忽视了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这场 翻译运动不是被迫，而是主动的，它反映出的是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以中东为核 心来探讨伊斯兰世界，简化了问题，使他的论述出现了漏洞。伊斯兰世界从东南亚到撒 哈拉以南非洲，极其广阔。在中东以外的地区，穆斯林的母语并非阿拉伯语。为了学习 伊斯兰的宗教经典，这些穆斯林也学习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在中东以外的穆斯林身上激 发了学习语言的热情。因此，不能将中东的论断泛化到整个伊斯兰世界。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西方超越伊斯兰世界，不仅是思想上是否有好奇心的问题，还在 于西方的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过渡 。西方在思想上的一系列变化是伴随着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的。如果说中东 的停滞要从内部寻找原因的话，那么西方的进步也要从其内部寻找原因。将这种进步归 于由文化好奇心驱动的对伊斯兰世界的学习和赶超，背离了刘易斯寻找内在原因的整体 逻辑。
    更重要的是，刘易斯从学术研究出发，最终却得出了具有浓厚现实政治色彩的结论。 从文化好奇心出发，得出了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世界可能将重新为外部力量所控制的 结论，是把学术和政治绞合在一起。在《错在哪里？》的结论中，似乎被外部力量所控 制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无法摆脱的宿命，区别无非在于被谁控制而已。既然如此，那么与 其让别人来控制还不如由西方来控制。根据隐含的逻辑，刘易斯开出治疗中东错误的药 方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如果由俄罗斯或某个东方新兴强权来控制，那可能会 用其他的药方。他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最终得出了要“改造中东”的结论，他的 研究因此带有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现实政治服务的强烈政治色彩。
    在学术界，这种思想已经产生了回应。供职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巴尔耐特2004年出 版新著《五角大楼的新蓝图》（The Pentagon's New Map），提出世界分为“核心”和“ 黑洞”两个部分。核心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除此以外的地区都是黑洞。黑洞包 括中东、中亚、高加索、东南亚的大部分、巴尔干、几乎整个非洲等。他明确提出要通 过武力改造黑洞地区，并明确指出中东是最好的起点，在这个地区外交已经不起作用。 他认为，中东最大的错误就在于缺少个人自由，以及由此导致的居民、尤其是青年人的 绝望。此外，在美国的决策层提出的邪恶轴心理论、先发制人战略和大中东计划，无处 不透露出刘易斯所倡导的中东史观的影子。
    事实上，刘易斯的母校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本来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该学院的前 身是成立于1916年的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1938年改为现名。这所学院“与牛津和剑 桥不同，它位于首都，其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考虑到为政府服务的需要”。（注：Leslie McLoughlin,In a Sea of Knowledge:British Arabists in the 20th Century ,Garnet Publishing Limited,UK,2002,p.99.）刘易斯也曾为政府部门直接工作。因此 ，其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是情理之中。
    阿拉伯学者指责刘易斯对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穆斯林有偏见，他们认为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刘易斯是犹太人，而且以其犹太复国主义倾向著称。其中尤以其与爱德华·W ·萨义德的论战最具代表性。
    萨义德在其1978年出版的名著《东方学》中，批评伯纳德·刘易斯“将伊斯兰视为一 个可与伊斯兰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分开研究的‘文化综合体’”，将巴勒斯坦阿拉 伯人反抗以色列的斗争理解为“伊斯兰的回流”，是“伊斯兰反非伊斯兰”，从而剥离 了其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注：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 ，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第138～140、406～407、441页。）萨义德指责刘易斯“至 少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的作品从总体上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尽管他极力试图使 自己的著作精细微妙而有批判性。他的近期作品是下面这类学者的典型例证：尽管他们 试图使其著作成为宽容客观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几乎成了对其研究对象 的一种恶意诽谤。……它不过是‘学术’丑闻一种最新的……表现形式而已。刘易斯如 此热衷于旨在揭露、削弱和质疑阿拉伯和伊斯兰的计划，以至于甚至不愿意过多地考虑 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刘易斯旨在……向当代读者解释穆斯林（或 阿拉伯人）为什么仍然这么不安分，不愿意接受以色列对近东的霸权统治。”（注：爱德 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第138～140、40 6～407、441页。）萨义德在1994年为《东方学》所写的后记中，更是集中批评了刘易斯 ，并直接批驳了其关于欧洲对伊斯兰的好奇心的观点，指出“欧洲对伊斯兰的兴趣并非 来自好奇，而是来自对伊斯兰这个一神论的、在文化上和军事上都令人生畏的欧洲基督 教的竞争对手的恐惧。”（注：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 店，1999年第1版，第138～140、406～407、441页。）
    萨义德是阿拉伯裔美国人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刘易斯则被很多人视为犹太复国主义在 学术界的旗手。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网站上就有关于他的专门链接，甚至他对土耳其的研 究，也被认为是他想在奥斯曼文献中寻找犹太人对巴勒斯坦部分土地的所有权的证据。 （注：Sulaiman Ibrahim al-Askari,Ta'ammulat Ramadaniyya,in al-Arabi,November2002.）这两位重量级学术人物之间进行的，似乎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论争，而是更像一场 学术界的“中东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