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焕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赵焕亭著，人民出版社201２年２月出版，定价：24.00元），不仅分析了作家与创作的关系，更将文学与教育结合起来进行阐述；而无论是对前者的分析，抑或对后者的立论，作者都力求从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切入，然后用同样新颖的研究理念来进行诠释。这是这本学术著作读起来让人不觉得枯燥的一个原因。
    比如，研究茅盾，赵焕亭从他童年生活经验切入，进而结合作家童年文化的形成来剖析其作品。在作者看来，“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就像一个民族的历史对一个民族的影响一样，那种世世代代灌注在血液里的影响是迷漫性的、渗透性的，是无法阻隔、无法扯断的。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童年文化。这种童年文化是由自己的童年经验形成的”。由这样的认知主导，作者继而开始条分缕析，着重阐述了作家的童年经验究竟是如何影响其人生，童年经验如何作为作家人生最早的审美体验，留存在其记忆深处，最终直接影响其创作的整个过程。作者这样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拈出茅盾的《春蚕》。这部短篇小说中充溢着茅盾家乡乌镇浓郁的乡土风情，作品如一幅江南水乡的古镇风俗画，突显出沁人心脾的乌镇气息。赵焕亭认为：“如果作家没有这种童年生活经历，他不可能把《春蚕》写得如此深刻细腻，丰富自然。”而作家究竟是如何将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融化进他的创作中的呢？作者围绕作家的蚕乡记忆，作了颇具说服力的深入阐述，其中既肯定了作家运用自己的童年经验是完成《春蚕》创作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指出深刻的主题与童年经验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否则“只凭童年经验写出的乡土文字，可能只是地方志之类。深刻的主题借助于童年经验来表达，这样容易诞生血肉丰满的作品。《春蚕》之所以脍炙人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茅盾把童年经验融进对社会问题的哲学层面和经济层面的思考之中”。
    为避免自己的观点给人以孤证之感，赵焕亭继而提及莫言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共和国”，即作家的故乡这个与其血肉相连的地方。
    除童年经验说之外，在作品人物与方言甚至道具上作剖析，这部作品同样别具特色。在阐述这一文学批评观点时，作者单刀直入，剖析姚雪垠的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在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时，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对话、简单道具、心理描写、个性化语言、动作等”。这其中着重点出的是方言和道具。对于前者，赵焕亭评说其中诸如“爮灰、鸡毛英儿、打跟头、磕、拴”等方言：“这一系列方言词的运用使得牛全德一出场就带着一身的匪气：粗野、任性、蛮横。”后者如作家在描写一个“坏女人”时，反复使用的“头疼膏药”这个道具，这对于作家塑造人物具有画龙点睛的功效。
    这本著作还有一部分内容谈的是文学教育，这或许与作者的执教经历有关。长期以来，讲解作家和作品，似乎有了较为固定的模式。赵焕亭也许产生了教学疲劳，所以支持“文学教育要从充当语言训练工具的境遇中解放出来，要从语言教育中独立出来，要成为具有个性特质的一种教育方式”。作者不仅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更揭示出这一文学教育上的“革命”举措，对于培养新时期人文素质的重要性：“人们期待着21世纪的教育要把人文素质提到应有的高度。有文明史以来，一直被思索的人文价值在当今时代更强烈震撼着人类，成为最迫切的需要。”而文学教育得法，诸如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魅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丰富健康的情感、美学价值、哲学内涵等人文内涵诸要素，便能充分影响受教育者。一部探讨文学与文学教育的书，能够涵盖这些内容，足以表明作者研究视野的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