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武帝拓跋珪是北魏王朝的创始者，对于北魏王朝的建立与发展可谓居功至伟，但其早年经历因文献记载的阙略而显得扑朔迷离。近来，李凭先生推出了《北魏平城时代》一书，该书用相当大的篇幅对道武帝拓跋珪的早年经历作了十分详尽的考述，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解释。（注：参见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一章第一节《道武帝早期经历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李凭先生早在《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就发表了《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一文，内容与《北魏平城时代》所述完全一致。不过，本文所引用的李凭先生的观点依然以《北魏平城时代》一书为准。）笔者喜读《魏书》，对北朝史事兴趣很浓，然细读过李凭先生此书后却认为，他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与判断存在明显的缺陷，立论难以让人信服，不仅没能在前人论述基础上有所突破和补正，反而有可能引起更多的误解。故略抒管见，以就教于李凭先生与学界同好。
    一、代国覆亡真相与什翼犍之死
    拓跋珪为拓跋什翼犍之子拓跋寔的遗腹子，生于代国建国三十四年（371）七月七日，《魏书》纪传记载十分明确， 研究者对此也无丝毫的疑问。学者们的分歧开始于对代国亡国史实的认定。因此，欲彻底理清道武帝拓跋珪的早期经历，必须从其幼年所遭遇的代国覆亡事件说起。拓跋什翼犍无疑是代国最重要的君王，在位将近40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国的历史也就是拓跋什翼犍统治的历史。根据《魏书》纪传的记载，代国亡国的史实应当是相当清楚的，并没有多少悬念存在。如《魏书·序纪》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建国）三十九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王师不利。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十二月，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时年五十七。”
    表面看来，代国的历史随着什翼犍之死戛然而止，什翼犍的猝死成为代国灭亡的关键因素。其实，导致什翼犍猝死及代国覆灭的罪魁祸首，应为在国难之时发动叛乱的拓跋寔君。寔君是什翼犍的庶长子，《魏书·昭成子孙列传·寔君传》十分清晰地记述了这次叛乱的经过：当时，“太祖（拓跋珪）年六岁，昭成（什翼犍）不豫，慕容后子阏婆等虽长，而国统未定”。在拓跋斤的挑唆下，寔君发动叛乱，“乃率其属尽害诸皇子，昭成亦暴崩”。当时苻坚的军队并未退走，驻扎在君子津（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边）附近。叛乱爆发后，“诸皇子妇及宫人奔告苻洛军，坚将李柔、张蚝勒兵内逼，部众离散”。代国就此宣告彻底灭亡。寔君与拓跋斤的图谋终究也没有得逞，最后被苻坚处决于长安。《魏书》卷14载：高凉王拓跋孤之子拓跋斤“失职怀怒，构寔君为逆，死于长安”。可见，什翼犍死于寔君叛乱，代国亡于寔君叛乱，应该是言之有据的。
    但南朝史籍如《宋书》、《南齐书》等对代国灭亡史实的记载却与《魏书》有很大的出入。如《宋书·索虏传》称：什翼犍“其后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鞬（同犍）死，子开字涉珪代立”。《南齐书·魏虏传》则云：“太元元年，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将这两段记载与《魏书》纪传内容相比较，不难发现彼此最明显的差别有两点：一是两部史书均认定什翼犍在代国灭亡时没有死在塞北，而是被俘进入长安。至于后事就不得而知了。二是两部史书均指明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而在这两点分歧上，无疑都以《魏书》的记载为正确无误，如王仲荦先生就在中华书局版《宋书》校勘记中明确指出：“按据《魏书·序纪》，什翼鞬为苻坚将苻洛所破后，旋为其庶长子寔君所杀，未尝执送长安。拓跋珪为什翼鞬之孙，亦非什翼鞬子。”（注：《宋书》卷95校勘记。本文所用正史及《资治通鉴》均用中华书局校勘本。）
    但是，成书于唐代众史官之手的《晋书》非但没有纠正上述两处失误，而进一步引发了新的分歧。如《晋书·苻坚载记》载：“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洛等振旅而还，封赏有差。坚以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紧接着，《晋书·苻坚载记》还生动地记录了苻坚与什翼犍在太学中的一段对话。正如王仲荦先生已指出的那样，如果不能提出强有力的理由反驳《魏书》的记载，我们就应该承认什翼犍死于寔君之手，没有前往长安。此外，如果说《宋书》与《南齐书》将拓跋珪当做什翼犍之子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晋书》继续将拓跋珪称为什翼犍之子，实在荒唐可笑。不过，《晋书·苻坚载记》最荒唐之处表现在编造出“翼圭缚父请降”的情节，须知，各种史料毫无疑义地证明，拓跋珪当时年仅6岁。
    然而，李凭先生在复原代国亡国史实时，却轻视《魏书》纪传系统而明确的记载，对寔君叛乱事件轻描淡写，专用上述《宋书》、《南齐书》、《晋书》等三部史书中抵牾丛生的记述。面对这些记载中的荒唐之处，李先生尽力为之辩解。如在解释所谓拓跋珪 “缚父请降”的问题上，李先生虽反复强调其有悖常理，但仍不肯放弃，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代人受过的观点。李先生在书中指出：“从三个方面来看，只有（皇太后）贺氏才应该是以道武帝的名义去绑缚什翼犍投降前秦的‘罪人’。”这三个方面是：其一，贺氏是道武帝的生母；其二，贺氏已上嫁什翼犍，能够找到发难的机会；其三，贺氏身后有一支可以发难的力量，即贺兰部。（注：参见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141-149页。）而对于贺氏发难的原因，发难的过程以及为什么要以道武帝的名义去发难，发难以后如何绑缚什翼犍投降前秦等等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李先生却因史料阙如而无法回答。这种解释因此显得未免过于牵强。让笔者感到费解的是，李先生在书中也曾专门引述《魏书·昭成子孙列传·寔君传》的内容，却对其中“昭成（即什翼犍）亦暴崩”的记载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