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江南租米入长安，乃是攸关大唐帝国命脉的重大财政举措，在唐代就倍受关注，议论纷纷。到20世纪，中外学者不断加以研究，如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6）、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与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清木场东《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编）》（九州大学出版会，1996）等均为较系统、全面论述唐代漕运问题的专著，各具特色。其中亦论及唐代漕运江南租米入京的费用，但一般多作定性叙述，努力做量化说明的当推清木场东之作。不过，如何区别唐代江南漕运的不同阶段并对其费用进行量化评估，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唐玄宗时期，民间已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的量化评说。对此，德宗贞元年间，陆贽在《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中写道：
    旧制以关中王者所都，万方辐辏，人殷地狭，不足相资，加以六师糗粮、百官禄廪，邦畿之税，给用不充，所以控引东方，岁运租米。冒淮、湖风浪之弊，溯河、渭湍险之艰，所费至多，所济盖寡。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故承前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虽知劳烦，不可废也。……开元、天宝之际，承平日久，财力阜殷，禄食所颁，给用亦广，所以不计糜耗，励赡军储，至使流俗过言，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注：《陆宣公集》卷18，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显然，“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一斗米”，指的是运抵长安的租米；而“一斗钱”的数量或价值是多少，值得考虑。在唐代，石既是容量单位，也可以是重量单位。“一斗钱”的“斗”若是指容量，因一唐斗约可盛钱上万文（注：据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唐开元通宝钱重3.8克6／文或4.25克／文，则每文钱的体积V＝M÷ρ＝3.86÷8.9≈0.43ml，唐斗6000毫升可盛钱6000÷0.43≈13700文。），便意味着运一斗米要花费一万多钱，揆之情理，似不大可能。所以这里说的“斗”应是重量单位。那么，重为一斗的钱有多少文？据《大唐六典》卷3 《金部郎中员外郎》所载权衡度量之制可推知，一斗米约重6.25斤。《旧唐书》卷48《食货志》“钱币”载，唐初推行的开元通宝钱，“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卷129《韩滉传》称：“一千（钱）之重，约与一斗米均。 ”由此可以推断，重达一斗的开元通宝钱约为1000文。可见，“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是民间用来形容长途漕运江南租米至长安的费用很高，其量化的内涵则是运一斗米的费用在一千文钱左右。虽然陆贽认为此为“流俗过言”，但他的一番话仍为《新唐书·食货志三》所采用，略云：“是时，民久不罹兵革，物力丰富，朝廷用度亦广，不计道里之费，而民之输送所出水陆之值，增以‘函脚’、‘营窖’之名，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其糜耗如此。”史文先称“传言”，后曰“糜耗如此”，其费用究竟是多少，史文并未予以明确回答。可见，唐人所谓开元天宝之际漕运江南租米“斗钱运斗米”的真实性究竟如何？有唐一代漕运江南租米的费用随着漕运制度的改革又有何变化？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要解答以上问题，只能做量化分析。不难看出，运抵长安的江南租米的费用，取决于江南起运租米量、水陆运费和途中损耗率（或抵京得米率）。唐代史籍留存了一些数据资料可供我们推算。
    唐朝对水陆运输的单位运费有官方定价，即《大唐六典》卷3 《度支》所载：
    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直，轻重贵贱，平易险涩而为之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黄河及（洛）水河，并从幽州运至平州，（每十斤）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余水上十五文，下五文。从澧、荆等州至扬州四文。其山陵险难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负处，两人分一驮（注：括号中的缺字参据《五代会要》卷15，《度支》所载显德五年闰七月度支奏文补。）。这是一般的规定，为便于计算，本文即取之为下文每斗米（6.25斤）运价的计量依据。实际运输中，开元二十二年前，江淮租米运抵东都后，以大舆陆运至陕州，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即每斗三百里五十文。这可能是特殊阶段的费用，但与漕运直接相关，本文亦取之作为计量的依据。
    单位里程的运费大体确定之后，水陆运输路线的调整，必然要引起运费总量以及途中损耗率的变化。要计算运输距离，须先定其起点。大家知道，唐代的江南包括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所以事实上江南各州租米的漕运起点是不一样的。不过各州租米也有汇集地，《通典》卷10《食货十》载开元十八年（730 ）宣州刺史裴耀卿向玄宗诉说江南“转运艰辛”时指出：“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据此似乎可以扬州为江南漕运租米的汇集地。可是，数年后京兆尹裴耀卿兼任江淮都转运使，改直输法为分段转运法，“自江淮西北溯鸿沟，悉纳河阴仓”（注：《通典》卷10《食货十·漕运》。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鸿沟的入江处在扬子。《新唐书》卷53《食货三》记载刘晏改革江南漕运时称：“故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可见扬子是漕运江南租米入京的更为确切的汇集地，本文即以之为起点。漕船从扬子出发后，东北行10余里至扬州入斗门（注：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由此入山阳渎经300里不流河到楚州（注：《通典》卷181，《淮阴郡》载：“南至广陵郡三百里。 ”《太平寰宇记》卷123称：扬州“北至楚州三百里”。）；由楚州溯淮60 里至淮阴，再沿淮水溯流160里抵泗州（注：《元和郡县图志》卷9，《河南道》载，泗州“东水路至楚州二百二十里”；《宋史》卷96，《河渠六》载：“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从泗州（临淮）入汴河，经虹县、符离、永城、宋城、开封、河阴至汴口，水程约1000里。其间，泗州至汴州840里（注：《梦溪笔谈》卷25， 《杂志二》称：“汴渠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淮口几八里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四部丛刊本》）。），汴州至河阴140里，河阴至汴口20 里（注：上引《梦溪笔谈》记汴泗八百四十里，汴河千里，可知汴州至汴口一百六十里。）。由汴口入黄河溯流50里至洛口（注：《宋史》卷94《河渠四》载：“清汴成，……长五十一里。”以上可参见〔日〕清木场东《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编）》，九州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66-101页。）， 沿洛水溯流140里至洛阳（注：《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道》载：“巩县，西至府一百四十里。”）。洛阳至长安水陆两路皆可，陆路约850 里（注：《旧唐书》卷38《地理一》；《元和郡县图志》卷5。）， 水程距离亦大致如此。因水程须经三门天险，漂溺甚多，故江南租米运至洛阳后多改陆运，行300里至陕州太原仓，复由太原仓溯黄河水运约250里至渭河河口的永丰仓（注：《通典》卷10《食货十》载：开皇四年“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又《旧唐书》卷38，《地理一》云：洛阳“在西京之东八百五十里。”《旧唐书》卷39《食货下》记，洛陕间三百里。）（太原仓距码头较远，租米需车运数十里，最少约34里（注：《旧唐书》卷185下， 《姜师度传》载：“（陕）州西太原仓控两京水陆二运，常自仓车载米至河际，然后登舟。”《朝野佥载》卷2，称姜师度“立注楼，从仓建槽，直至于河，长数千丈，而令放米……”“数千丈”若假设为5000丈，约合34里。这是仓至河边的直线距离，车运距离可能更长。）），而后溯渭水约300 里至长安（注：参见〔日〕清木场东：《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编）》，第81页，表3“扬子-洛阳水程”。）。若遇渭河水浅，又须牛车陆运入太仓。以上所计从扬子至长安，水程约2570里，本文取以为计算参数。开元二十二年以后，漕运路线有所调整，从而影响运费与途中损耗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