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现代外交学而言，社会名流在其功成名就之后进入本国的外交队伍，至少可以起到四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发挥一技之长。即以其学术上的造诣和丰富的阅历，直接报效于国家。其二，增强凝聚力。社会名流具有一定的社会威望，其介入外交活动本身就是对政府的一种支持，并可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其三，扩大国际影响。社会“名人效应”现象在外交领域同样存在，社会名流加入外交队伍，因其在国际上的某种知名度，在各种外交场合不仅更受尊重，亦有助于扩展本国外交活动的影响。其四，广交各界朋友。社会名流以其社会影响和魅力，往往比其他外交人员更容易成为外交场合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或核心人物，而与各国名流交朋友是任何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包括国家重要领导人。[8]（P238）
    由此可知，在民族危亡之时，国民政府广泛延纳学界名流，如胡适、蒋廷黻等人，介入实际的外交操作之中，借重他们的威望与影响办理外交，并非看中其什么“职业”技能，而是其外交职业技能以外的因素。透过汪精卫和孔祥熙给胡适的函电，即可了解这一点。汪称：“先生虽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试问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有几个及得先生呢？”[9]（P211）孔言：“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10]（P1）而像胡适这样的学界名人，同样在他使事的美国亦博得了好评，《纽约时报》放言，“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2]（P370）美国布朗大学教授贾祖麟（Jerome.B.Grieder）认为“胡适是一位受欢迎的大使，他的卸任是中美关系中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另一位美国学者海保罗（Pau Hger）认为“胡适的表现是‘温言婉劝的外交’，所代表的是中国在现代世界国际外交中的不断进步……胡适是一位诚实君子，是一位热忱奉献的知识分子，他以委婉的言辞，呼吁美国朝野同情受害的中国，连孤立主义最深的美国人，也不能不为之动心。”海氏相信“胡适也许更适宜做学者，但是他在大使任内，的确认真而明智地尽了他的职责，因此他在华府外交圈内赢得广泛的尊敬，而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佳驻外使节之一”[11]。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多次谈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胡适是中国的两大伟人之一（另一人为顾氏本人）。另有人言：“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各地演讲，名气颇大，在学术界与知识分子中有其特殊地位，这对华人来说，原是一种光荣；若我国政府有‘计划’地加以利用培养，也许无形中能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可以运用到外交上去。正值这战时争取美援之际，急切需要这样的人才，然而有人不但不加以珍惜，予以鼓励合作，反而嫉妒排挤，使他终于不安其位去职。胡适走后，在全国再找不到几个像他那样的华人，站起来代表我们说话而能发生相当力量的，真是可悲至极！”[12]（P125）与胡适大致同一时间担任外交职务的北京大学教授张忠绂则称：“二十世纪的外交家应当是一位诚恳可亲、广交游、平易近人、能获驻在国一般人民爱戴的真君子。适之正是这种人物，他曾一度赢得‘一个伟大的民主人’雅号。抗战期间，由他先以半官式，继之以正式大使的身份，驻在美国。这对于国民政府甚为有利。独惜在日美战争爆发后，他被撤换，外交部长亦由宋子文继任。战后美国舆论对国民政府由同情转为敌视，其原因虽多，但与重要官吏人选，似亦不无关系。”[13]（P120）张忠绂之说，可视为学人对胡适以及本群体人员出任外交官的角色与地位转换的某种认定。
    但职业的外交官们却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胡适在驻美任上标榜“三不主义”（即不借款、不购买军火、不宣传）与抗战外交之宗旨相悖，不能算作是称职的外交官。顾维钧、沈觐鼎等人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均特别指出之。（参见顾维钧著《顾维钧回忆录》和沈觐鼎著《对日往事追记》等）而胡适则认为“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10]（P3）这大概是两者之间在外交职责理念上最明显的差异和冲突。职业外交官当时对蒋廷黻在驻苏大使任上的所作所为亦同样颇有微词，认为其于外交事务与外交辞令不得要领，多致烦恼与杯葛。他们甚至认为外交是他们独有的活动空间，其他领域的人插手其间，难以胜任。此外，国民政府时期，驻外使节的政治任用情形很多，如程天放出任驻德大使、蒋作宾出任驻日大使、刘文岛出任驻意大使，以及杨杰、邵力子出任驻苏大使等，（注：蒋廷黻曾讥讽邵力子“不是中国驻苏联大使，他是苏联驻中国大使”。意指其“亲苏”，不具备外交使节资格。参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第42页。）这些人与职业外交官之间的冲突亦十分明显。顾维钧批评杨杰、程天放批评原北京时代外交系人员等等，均是明显例子。
    学界名流或政治要人直接介入外交领域，充任驻外使节或重要外交行政职务，不仅仅在于打破了北京时代外交体系的平衡，造成他们相互之间“族群”外交理念或外交职业理念上的冲突，亦引发其他诸多新的变数。若说学界名流直接介入外交事务，为特定的历史时期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但其与政治要人直接介入外交事务并担任外交使节，有着不同的底蕴和内涵，后者更多地表明“党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外交开始“党化”，外交决策权已经上升至党的最高机关，乃至党的领袖之手，以致外交官变成推行党的政策的技术性工具。在这种情势下，学人作为官僚系统或实质上的“党系统”之外的人士，与职业外交官有着某种相似乃至于相同的体验和感受，即外交官难为。职业的外交官顾维钧抱怨说：“我曾暗自注意，正常的国际间政治活动--外交，在程序上和运作上确有很多传统的方法和一定的门径。精通这些知识和机智地运用这些手法，原是我工作上和职务上分内之事。我研究过外交术和外交史，懂得哪些话可靠，哪些言论可以视为是实在的。但在中国却还有一种所谓‘内交’，即施于内部的外交。这无疑是更难的，因为不能摸透政府领袖的真实意图。政治上的利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政府经常不将事情的真貌全盘告诉国外代表，有时甚至只说些表面上正确，而实质上不真实的话，因而常常给国外代表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困难。”[14]（P195～196）蒋廷黻则称自己是“局内的局外人”，[15]出使苏联“不是人过的生活”。[16]（P42）相比之下，胡适乃是一个与国内政治中枢管道较为通畅的人，但他同样地认为出任驻美大使，从事外交事务，实际上是过着一种“并不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多年不愿意做的事”。[17]（P859～862）胡适厌倦外交生活，亦不排除与其难以适应外交这种高度技术性的工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