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
    “捐身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杜甫）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树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孙中山）
    中国抗战军人统称国民革命军。他们之间曾是同床异梦的对手，或不共戴天的夙敌，但是他们甚至勿需前贤往哲的豪言壮语，一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古训就足以让他们深明大义而同仇敌忾。
    中国军队曾有200余名将领殉国，高居世界各国阵亡将领榜首，一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剧传统。而几百万穿草鞋、吸旱烟水烟且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中国士兵，胸怀混沌而坚定的生死观、忠烈观、家国观，“枪口对外”在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两岸、衡湘大地、滇西缅北，在“我们生长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与日本军队展开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38，931次小型战斗。正是这些“没有什么人注意他们，更没有乐队或鼓手来鼓舞他们，没有女子向他们掷花或给他们香烟，连姓名都很少流传下来的无名战士们”（英国女记者阿特丽）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以“举世无双的忍耐、无可超越的毅力”（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卡尔逊）证明自己是具有强烈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感的军队。
    这就是日本的宿命。每一个中国士兵的背后都裸露着他们被洗劫过的故土，都站着他们被杀害的白发双亲，被蹂躏过的姐妹们、母亲们、妻子们，还有被烧焦被挑死被开膛破肚的婴儿们。这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虽然一时还不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面前回过神来，但仁慈而英勇的美德从来没有从他们心中消失。而一旦敌人无耻地践踏了他们的道德底线，他们便会证明自己是最无畏最英勇的战士。孔子虽然终身教人以圣贤之道、君子之风，但他老人家也说过：“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他的弟子子贡继承其师对邪恶做了如下判决：“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中日战争之间优劣胜败之分晓，不单在战场，也在两国精神和文化的较量。在这种较量中，中国具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钱穆有言：“如舜之大孝，而此下遂有百孝图；如孔子之至圣，而此下遂有儒林传道学传。此始是中国人所谓之文化。自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此亦中国人所谓之文化。”揆诸二战各国，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一样，有那么多的作家、学者、教授、艺术家、诗人、演员、记者，那么多泰山北斗级的鸿儒硕学，那么多学贯中西的学问大家，那么多风华正茂的才子佳人，投身于反抗侵略、奴役、黑暗、野蛮和毁灭的民族解放圣战之中。80余所高等院校、80余万师生颠沛转徙，跨越千山万水，踏上了孔子以来中国知识文化重心由东向西历史大转移的烽火征程。中国知识分子素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励；“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是他们世代传承的天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他们至死不渝的修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们至高的幸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们永恒的誓约。
    抗战军兴，孙陵、李初犁等发起“投笔从戎”运动，郭沫若等60余名作家签名响应，誓以血肉之躯与日寇“死战”。
    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法师不顾佛门成法，对弟子慨然发愿：“吾人吃的是中华民族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自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再加跋语云：“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日本曾抱怨，为何中国留英学生皆亲英，留美学人皆亲美，留法勤工俭学者皆亲法，唯有留日生绝大多数皆反日？
    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在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抗战炼狱中，一洗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来的晦涩柔靡迷乱浮嚣之气，直承春秋气象、汉唐雄风，为中国人的道德自立和文化复兴垒筑起凤凰涅槃式的巍峨高岗，葆育、锤炼、升华了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刷新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意识，第一次求得民族的独立、解放和自由，第一次摆脱了一百多年来的内忧外患、兵连祸结的民族危机，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终于超越了风雨如磐的历史宿命。
    1935年，中国诗人就以《自由神》（施谊词，吕骥曲）为名宣告：
    工农商学兵
    大家一条心，
    不分男女性，
    合力奔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