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样。”[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从5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经曲折，历经20年的艰辛，取得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
    一、研究毛泽东等探索的时间界定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党纲，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毛泽东语）。但随后我们党逐渐认清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中，要一下子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后来毛泽东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这部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不但透彻地阐述了中国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缘由，而且雄辩地论证了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夺取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第一次创造性地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第二步，社会主义。同时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以便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并不是说，全国胜利就结束了新民主主义。所以，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1956年，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党的八大宣布了这一伟大胜利。从这时起到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没有自觉其为初级阶段的时期。
    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建设（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么几个依次联接的阶段，就显示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统一性。
    本文所要论述的正是从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到1976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且不算1977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的历史。这20年的历史，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苦苦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党史上将这20年划分为“前10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和“后10年”（即“文化大革命”的10年）。我们试将其分成三个阶段来研究，即：探索的正确发展阶段，探索的曲折发展阶段，探索走入歧途的阶段。
    二、探索开始时的时代背景
    毛泽东等人的探索，是以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为起始的。1956年，国内外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为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客观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
    从国内情况看，随着“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当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怎么搞，这是整个国际共运中尚未很好地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方式方法上，毛泽东等人大胆地创造性地开拓出了一条带有中国色彩的成功的道路。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上和早期的经济建设中（例如一五计划等），基本上仍然是把苏联的经验奉为圭臬。毛泽东后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2]毛泽东的这段话，道出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情。
    恰在这时，国际共运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不但冲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斯大林的神化观念，也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
    正是在这个国际、国内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背景下，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慎重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
    于是，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新任务，被及时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
    三、探索的正确发展阶段
    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前后，是毛泽东等探索的正确发展时期。所谓“前”是前到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探索的开始；所谓“后”是后到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八大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初步成果。这个阶段的主要成果有如下方面：
    （一）提出了探索的根本指导思想，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同时确定了基本方针：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正确揭示了我国的社会矛盾，确定了工作重点和主要任务。八大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3]
    （三）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随后发展为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
    （四）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初步尝试。陈云在八大上发言，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结构体制的设想。即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生产经营的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当年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一些谈话和发言中，多次肯定了这个设想。毛泽东提出：可以将“地下工厂”变为地上；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可惜的是，这些大胆而可贵的设想，后来却被长期搁置了起来。
    此外，还提出了扩大民主、健全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思想文化建设上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向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规定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方针，等等。
    总的看来，党在八大前后所进行的探索，起步迅速，方向正确，成绩显著，许多宝贵的经验和闪光的思想，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进行的全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有的学者把这个阶段的探索称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前奏曲”[4]。
    这一阶段的探索，时间虽短，却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突出的原因，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实事求是、民主讨论问题的作风，坚持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这样一件重要史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价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党内高层发生了一场重要的争论。1956年11月10日召开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讨论1957年的计划和预算时，周恩来提出1957年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会上大家都赞成这个方针。这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不同的。11月15日，毛泽东在全会上说：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实际上，毛泽东对这次全会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不过当时没有提出批评，而且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在1957年实行这个方针。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他做的一个“妥协”。事实上只能说，毛泽东这时尚能执行党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唯其如此，才保证了这一阶段探索的正确进行，并使1957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四、探索的曲折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是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约8年半时间。所谓“曲折发展”，是探索既遭到了挫折，却又在向前发展。其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两个趋向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比较正确的趋向，即八大趋向的继续；一个是错误的趋向。
    比较正确的趋向主要是指：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纠“左”努力、1960年冬天提出“八字方针”和以后5年调整经济的努力。这期间，党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经济调整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作了区分，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不同阶段；中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花一百多年”[5]，并正式提出了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二）提出了综合平衡，发展国民经济以农、轻、重为序，进而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著名的“八字”方针，对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政策都进行了调整，取得了较大成果。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毛泽东带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分别带领调查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下去蹲点调查。又通过七千人大会，使党内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得到发扬，从而使经济的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都得以顺利进行。
    （四）对工业、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若干有益的尝试。企业方面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在工交部门试办托拉斯，实行两种劳动制度等。同时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体制和分配关系进行了调整，并出现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
    （五）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和平演变的重大问题和措施。
    这一段主要是进行经济调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这十年建设成就时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错误的发展趋向，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党在这个期间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行为活动。邓小平后来在回顾党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多次说过：“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6]
    这段时间的主要错误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升级。
    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犯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左”的错误，用所谓的“三面红旗”取代了八大路线和正确的方针政策。其表现在：一是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取代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二是用以“赶超英国”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取代了八大确定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建设速度和规模；三是以超前变革生产关系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取代了八大前后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的正确设想。
    上述两个趋向的主要表现，实际上说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所产生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及其实践，提供了正面经验；错误的发展趋向所产生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及其实践，提供了反面经验。两者都不断积累、发展，形成路线、方针、政策。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是党的精神财富，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条件与理论渊源。
    这个阶段中的两个趋向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互相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正确的发展趋向中积累起来的东西，大多是由毛泽东提出的或者是别的领导人提出得到毛泽东支持的，这些属于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果；错误的发展趋向积累起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理论的产生，那属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当然，关于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主要也都是由毛泽东提出和决策的，但其他领导人也表示赞成或没有表示反对，而且也提出过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关于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央犯错误无疑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但不是一个人负责，而是集体负责。不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则可以另当别论。
    五、探索陷入歧途的阶段
    这就是所谓“文化大革命”阶段，其时间是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
    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原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由于他对我国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作了极端的估计，因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这场“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并在其指导下实行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用“阶级斗争中心”取代了“经济建设中心”。这样，他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导致组织路线上也是错误的（重用林彪和“四人帮”），这就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完全背道而驰了。由他从党的八大前后开始的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工程，从良好的愿望出发，结果却完全事与愿违。
    十年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的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其危害性影响之深远，至今尚难消弭。从根本上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
    “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极为深刻的时期。邓小平总结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7]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最恰当的评价和最全面、最辩证的认识。正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剧痛，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的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8]
    中国的“第二次伟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了。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2]引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
    [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10页。
    [4]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石仲泉文。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6][7][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272、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