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中西文化碰撞，人们在碰撞中选择自己的道路，同时也就是选择着中国的前途。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契机。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继清末民初那次不成功传入再度传入中国，并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瞩目和接受，不能不归功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五四运动的引发作用。
    一、播下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火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通过巴黎和会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希望，然而巴黎和会一开幕，就把中国人的梦想彻底打碎了，中国不但没有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再次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这一消息传入国内，立即引起了上下的一致愤慨，由北大的学生率先发起，其它学校学生积极响应，于1919年5月4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不久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虽然有着深刻的民族主义内涵，有着救亡的意义，但前期新文化运动对人们，尤其对青年学生启蒙和教育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观因素，如果说，民族主义与五四运动之间有着历史的逻辑的联系的话，那么新文化运动就形成了人们情感中有发生五四运动的潜在因素，从而在听到外交失败的消息后取得认同，激发潜在的意识为明确的行动。陈独秀不仅为北大乃至全国传播了新思想，而且他在新旧思潮的论战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和《每周评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更促进了五四运动发展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
    1917年陈独秀进入北大任文科学长时，《新青年》也随着进入了北京大学，并逐渐有“北大化”和“青年化”的趋势，而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到来，又极大地改变了北大学生和教师的精神风貌，他配合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进行北大文科改革，更促进了北大思想自由空气的流行，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追求新思想的热情，提高了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自1918年起，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北大学生受《新青年》的启发，纷纷组建具有鲜明反帝反封建色彩的进步社团，并出版刊物，壮大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容，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此，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和陈独秀的周围。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争论最激烈、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文学革命，特别是白话文运动，而白话文运动正是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一种变革，因此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陈独秀不只强调文体的改革，而且重视内容的改革，他主张文学革命的目的就在于革新政治改造社会，所以，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青年学生们开始成长起来。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首倡者是北大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他们看到当时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很“鼓舞人心，于是也想学着《新青年》，办一个刊物”[1]，于1918年11月成立了新潮社，又于1919年1月1日创办了《新潮》月刊，向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五四运动前起了一定进步作用。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也在成立社团和出版刊物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在听到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后迅速作出了进行示威游行的反映，并联络其他学校学生共同战斗。由此可见，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并非偶然，是北大学生受惠于《新青年》的迁入和北大的文科改革，有更多机会接触新思潮、参加政治活动的结果，是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代青年的结果。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北大和北京，周士钊在回忆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情况时说：毛泽东是当时最热爱《新青年》的读者之一，“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他完全同意《新青年》的论点”[2]，并于1918年4月酝酿成立了“新民学会”。恽代英也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组织了“新声社”，这些社团和参加者在五四运动中都在当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向陈独秀等革新人物发起了攻击。林纾等封建卫道士不但利用政府权势压迫新思潮，而且用卑鄙无耻的造谣手段，传言陈独秀等人被驱逐出北大，从而引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陈独秀不仅写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表示为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而且将十几家大报关于新旧思潮的舆论辑成“特别附录”刊登在《每周评论》上，有力地回击了顽固派的进攻，并争取了更广泛的支持。由于新旧两派之争正好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夕，所以，陈独秀的表态和“特别附录”的发表，进一步坚定了人们反对封建主义的信念，激起人们对思想解放和自由的向往，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思想条件。陈独秀为了弥补《新青年》“不谈政治”的不足，于1918年冬创办了具有较强政治性的《每周评论》与之配合，它密切联系现实，针砭时弊，在五四运动中发表了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并详细报导和评论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情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陈独秀发表的一些短小精悍的随感录与有关山东问题的文章对于引导运动的发展方向起了重要作用。
    二、指引五四爱国运动的正确方向
    陈独秀不仅为五四运动培养了中坚力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而且自始至终为运动的发展指引着方向。他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上的失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也看清了北洋政府的无能，在文章中不断揭露他们的丑行，同时提高人们坚持斗争的觉悟，提醒人们不要让几个卖国贼掩盖了卖国政府的滔天罪行，指引人们进行“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的斗争[4]，从而保证了五四爱国运动由自发的群众运动发展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帮助人们抛弃资本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创造了不可缺少的社会政治思想条件。
    1.引导五四运动走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19年5月4日，受过新思想熏陶的北大和北京其它高校的青年学生率先拉开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序幕。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陈独秀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他痛斥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把巴黎和会说成是“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远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5]，这样，不仅让人们对巴黎和会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且动员人民起来进行“直接解决”。并且解决的对象不是曹、陆、章等人，他们不过是造成罪恶的“一种机械”，真正应该解决的是造成“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的政府[6]。当时，举国上下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曹、陆、章三个卖国贼，陈独秀清醒地认识到正是腐败的卖国政府使帝国主义列强敢于为所欲为，他用斗争以来的现实启发人们的政治觉悟：我们开国民大会，举行集会游行，本来是想“做政府的后盾”，没想到竟遭到政府“对敌开战一般”的镇压，这个要求“无论外国人怎样欺压中国，政府外交无论怎样失败，国民都应当哑口无言。不然便要送交法庭，加上他一个干涉政治扰害公安的罪名”的政府，究竟是个怎样的政府呢？它是个“甘心把本国重大的权利、财产，向日本换军械军费来杀戮本国人”的“特别积极卖国”的反动政府[7]。他还通过山东问题提出，国民应觉悟到：我们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山东的一个青岛几条铁路”，像这种黑暗的外交，“不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能免，若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就是再换一班人来组织政府，也是半斤等于八两”，所以我们应该有“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8]。在整个运动中，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山东问题想到了“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民族自卫，就是进行战争也不怕，如果政府再敢断送国家权利，“国民是万万不能再恕的了”[9]。经过陈独秀引导和形势的发展，人们从外交的失败看到内政的腐败，看到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也看到它们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敌人，从此开始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反动当局，使运动具有了更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
    2.帮助人们抛弃资本主义道路
    陈独秀在思想上引导五四运动方向的同时，受到五四热烈气氛的影响，还积极参加群众运动。面对反动政府逮捕示威学生的倒行逆施，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号召青年学生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10]，一时间，这句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话成了流传甚广的名言，鼓舞着学生们的斗志。6月10日，陈独秀自己也走出了研究室，亲自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11日晚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时被反动当局逮捕。《宣言》的锋芒直指当局政府，不满足于对几个卖国贼的处理，而是触及了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这就比只揭露政府是造成对日外交失败的罪魁祸首更进了一步，提出了如果政府“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要求[11]。由于他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威望，被捕后，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当局释放他。15日，上海的《民国日报》称他为“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12]，毛泽东称他是“思想界明星”，认为他的“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13]，李达说：“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14]。被捕前，他就对立宪政治有了新的认识：“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因此，他告诫人们“我们从此不要迷信”这些立宪政治和政党了[15]经过五四运动的风雨和铁窗的磨练，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更加失望了，开始重新探求中国的出路。五四运动虽然把帝国主义列强当作敌人，但人们这时还没有厌弃资本主义，因为，此时的斗争仍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人们还没有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多数人还在向往着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渴望着议会制度。出狱后的陈独秀已完全不再迷信所谓代议制了，他指出“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16]。不久，更明确宣布：我们应该抛弃那造成了无穷罪恶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陈独秀一直很赞 赏资产阶级民主，当他被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后，他的民主观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意识到“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共同的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17]，说明他看出民主的阶级本质，提倡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他还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生产过剩的分析，进一步认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他看到生产过剩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找销场“”扩充销场，拥护商业“，必然要发动战争，”对外扩张“[18]的结论，要想避免战争，就要否定资本主义制度。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全世界送去了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已流传多年，并且有数量很多的工人阶级，工人运动也有过蓬勃的发展，却没有因为十月革命而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五四运动前也没有对此产生巨大反响，恰恰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才成为时髦，马克思主义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可见，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偶然地、简单地靠炮声传递过来的，也不是中国有了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事实证明，正是以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五四爱国运动为契机，通过思想文化运动与群众政治运动的结合，强化了前期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思想解放氛围，促成了社会改造的革命形势，创造了适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