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进入1927年，上海地区更是工潮迭起，罢工规模越来越大，仅据2月19日至24日五天的统计，罢工人数即达414600余人。[29]3月21日参加第二次总同盟罢工的工人竟达80万人。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上海已经成立了500多个工会，并有一支5000人的工人武装队伍。工人对资产阶级提出了政治、经济上的各种要求，触及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加上工人运动中发生某些“左”的倾向，如任意捕人游街，提出一些使企业无法承担的过高经济要求等，引起上海资产阶级极度惊慌。他们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可收拾”，但还想在革命中谋取自己的利益，取得地位，因此对工人运动只好勉强表示支持。当工人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连虞洽卿亦答应为总工会筹款。[30]工会提出条件与厂主谈判，一般都能“屏息忍受”，有的资本家还自动给工人增加工资。[31]但是当白崇禧的北伐军到达上海后，革命队伍严重分裂，他们对工人的态度就变了，转而希望白、蒋能消弥工潮，“保护”自己。上海纱厂联合会主席荣宗敬在3月23日总商会召集的会议上说：“工潮不决，纷扰无已，根本解决，须请白总指挥发统一命令，解决工潮，乃可复工。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32]虞洽卿等并联合十九个重要团体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竭商人之全力，促政治之改良”，镇压“毁工厂而捕店主”的共产党。[33]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处在动摇状态之中，无疑应从经济上寻找原因。从经济上看，他们要求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以便在中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内受军阀的压迫，外有帝国主义为强敌，加上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关税无权自主，洋货倾销，无力与外商竞争，致使中国资本主义不能独立自由地发展。他们为了利用工农群众的力量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有时同情、支持甚至参加革命，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与帝国主义者有或多或少的联系，部分人并在原料、机器设备、金融等方面与外国资本有依附关系，还有不少人和封建地租剥削有牵连，有的既是资本家、又是地主，一身而二任。因此，在形势逆转，革命力量受挫折的时候，他们就附和支持反动势力，并且他们从自身阶级的最大利益考虑，幻想依靠反动阶级来消灭共产党，抑制工农运动，以保护自身的利益。但是我们还看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之后，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向右靠拢，如果说这是资产阶级两面性起着主要作用，那么，政治上把资产阶级作为打击对象，经济上采取过“左”的政策，亦应该说是原因之一。当时民主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资产阶级仍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如果对他们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在政治上争取，在经济上保护，是可以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成为团结对象，留在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从而使蒋更加孤立。
    长期以来，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人们总是按照传统的说法：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的。这虽然正确，但不全面，因为人们忽略或不承认当时“左”倾错误存在的客观事实。刘少奇同志于1937年在《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说到，长期以来，我们不承认大革命时期也有“左”倾错误，还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大革命时期有“左”倾错误，谁就是机会主义。这就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占据统治地位，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啊！
    上海资本家之所以把蒋介石捧上台，除了上面介绍的两点即阶级矛盾性格使然与当时工农（农运未介绍）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加剧了他们的态度转变外，就在这时蒋这一边除了他本身具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外，而且他还采取了笼络资本家的政策，加上帝国主义的压制、利诱，促使上海资本家迅速地投向了蒋的怀抱。这两点原因以往的著文大都涉及过，这里不再论述。
    注释：
    [1]《上海总商会日报》6卷6期。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03页。
    [3]任持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03页。
    [5]和作揖：《一九○五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6]《时报》1911年11月24日。
    [7]《上海总商会经收五卅捐款收支报告册》，1926年9月编制。
    [8]1926年5月5日《新闻报》。
    [9]1925年9月19日《民国日报》。
    [10]海关税的实际税率，在1926年只是3.8%，1927年为3.5%，参阅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建设》，华盛顿1956年第5-7页。
    [11][美]小科布尔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8-29页。
    [12]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
    [13]《上海总商会月报》5卷7号，1925年7月。
    [14][美]小科布尔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1页。
    [15]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2年5月版，第179页。
    [16]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2年5月版，第199页。
    [17]《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页。
    [18]维什尼亚柯娃-阿基莫娃：《在起义的中国度过的两年1925-1927回忆录》莫斯科1965年版，第318页。
    [19]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传记文学丛刊之二十一，1963年台北版，第223-224页。
    [20][苏]А。В。巴库林著，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274页。
    [21]参阅《严酷的事实--鲍罗廷在武汉》，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36页。
    [22]武汉中央工人部调查武汉纺织生产及营业概况报告书，1927年6月29日。
    [23]武汉中央工人部调查武汉纺织生产及营业概况报告书，1927年6月29日。
    [24]《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广西文史资料专辑》，1980年南宁，第439页。
    [25]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卷第494页，引自詹娃斯P.哈里逊《走向权力的长征》，纽约，1972年版，第109页。
    [26]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载《党史研究资料》第5期（总第22期），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1980年3月5日。
    [27][苏]А。В。巴库林著，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53页。
    [28][苏]А。В。巴库林著，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61页。
    [29]《申报》，1927年4月9日，2月27日。
    [30]《特委会记录》，1927年3月4日，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3页。
    [31]《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法及其职任拟案》，1927年3月6日见《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第324页。
    [32]《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193页。
    [33]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