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历史性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从而在国际共运史上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学术界各方人士对此作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对这条道路的论述大多偏重于理论解析而缺乏史的研究。“读史使人明智。”对此进行史的阐析，无疑能加深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和实践。笔者不惮浅陋，对这条道路的开辟作一番史的考察，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就教于大家。
    （一）
    近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曾断言：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最后终将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马克思依据他的世界革命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将是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的设想。依据这种设想，列宁根据苏联的特点和当时世界革命的形势，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证明了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从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条带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城市苏维埃道路就成了共产国际指导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样板和模式。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一再试图“选定”走城市暴动的道路。党内的一些教条主义者也对此深信不疑。然而，这种固守十月革命道路的具体模式的做法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在中国搞“城市暴动并不能赢得政权的建立”[2] 。以毛泽东同志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排除了共产国际的“选定”和党内教条主义者的干扰；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开辟了一条新的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历史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是照耀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灯塔。各国无产阶级必须结合本国的特点在光芒四射的灯塔照耀下才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固守某一种模式或者不善于总结在探索中得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无论是苏联特色的城市苏维埃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都给我们提供了这一宝贵的经验。
    （二）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芒的照耀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探索而取得的。这条道路的开辟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没有人为我“选定”建设道路。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更何况“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我们“承继下来的”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也不像苏联那样具有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百孔千疮的烂摊子。面对这种“直接碰到”的烂摊子，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经典作家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唯有苏联的经验可资借鉴。于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对搞社会主义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照抄’苏联的办法，走上照抄苏联的道路。”[4]“选定”偏重于外在的要求，“照抄”则偏重于内在的驱动。无论是“选定”还是“照抄”都是对具体实践的一种偏离，都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都没有成功。”[5]这是早已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因此，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照抄”的道路，但“总是不满意”、“心情不舒畅”[6]。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不满意、不舒畅的照抄中，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应当承认，在当时，苏联模式确有它的优越性，它不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而且其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同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崇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在长期实践中所开创的中国革命并不是模仿苏联革命而取得胜利的，但中国共产党人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建国以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号召，把“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当作’全党干部的重要任务”。这虽然与新中国刚成立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封锁以及我们也不太愿意向他们学习有关，但确实也充分表现出了力争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迫切心情和良好意愿。但富于探索精神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满足于榜样的力量，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时，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条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式的道路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而且，正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显得生机勃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处于蒸蒸日上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及时地提出了“以苏为戒”的口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7]比如，处理重、轻、农的关系问题，苏联仅重视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发展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他们片面注意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与货币不够，货币不稳定”[8]等问题，这些都是要引以为戒的。毛泽东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这十大问题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9]。毛泽东同志决心另辟蹊径，走出“照抄”，走自己的路。“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0]“比如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1]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善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一切国家的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这一点是肯定的”，[12]但“我们的方针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地搬运。”[13]“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方面。”[14]这种坚持马克思主义，摆脱固定模式，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建设经验的探索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遗憾的是，“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走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另一个房间。”[15]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同志试图通过两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用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和迅速变革生产关系的方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求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他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而使左倾错误一度流行全国；而恰在这时，国际上的反共思潮又越演越烈，毛泽东同志又错误地将国际上的反共思潮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爆发出来的某些问题联系起来，错误发运了文化大革命并被少数别有用心者所利用。这不仅使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也使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终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中断。国民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以苏为戒是为了探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然而那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形式的急于求成的道路并没有使社会主义中国变得富强。毛泽东同志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刻提醒着以苏为戒，但却并未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机制，形成了一套类似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和实践，久久期待着的“自由王国”非但没有出现，相反地，由于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勇敢地摆脱一个固定的模式，重新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此，中国走出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以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和创新意识，扫荡了“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绝对平均是社会主义，承认差别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势。邓小平同志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的道路。”[16]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终于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经过两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终于开辟了一条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民主革命时期，在探索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之初，我们也没有形成一整套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在不断地探索中找到了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后才逐渐形成的。理论源于实践而又服务于实践。正确的理论一旦确立，便可以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从而确保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也有赖于理论的探索和积累。一般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但正如前文所述，早在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一时期，许多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重大理论价值的观点和方针。比如刘少奇认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流通；周恩来强调，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陈云提出，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加强改善企业管理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已认定了在农业中实行生产责任制的重要性。[17]这些正确的观点无疑是一种重大的理论贡献。这一时期，贡献最大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精辟论述集中地反映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八大”的文件中。在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前提下，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8]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中，要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与反革命、是和非、中国和外国等十大关系。这些理论探索虽然是不完全的，但它的先导作用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或缺的基石。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同志没有很好地坚持他原来正确的东西，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失误。理论探索也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将“一大二公”作为追求社会主义目标，时刻防止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动乱，极大地耽误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