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个关于社会化媒体使用动机的调查中，笔者发现，部分受访者主要是为了获取同“过去的历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等方面有关的信息。①个体借助于新媒体平台，不难同任何其他个体发生联系，现实可以便捷地同过去对接，个体的历史认识来源已不限于学校教育、公开出版物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图景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
    近年来，不少国外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个现象，并大致形成如下共识：一、历史知识生产主体的扩充。人们已不再将学院的历史研究者与历史专业作家作为历史知识与信息的唯一来源，而是转向公共历史学者及其他所有人。历史知识与历史认识既不是学院史学群所独占，也不是任何其他个体所独有。[1]二、历史传播对象的拓展。无论是学院历史学者，还是学院内外的公共历史学者，他们都更为积极地与更广泛的受众接触，②前者试图兼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2]后者则把培养公众的历史感与公共意识作为历史传播的主要目标。[3]三、历史知识生产过程的合作化，包括个体在某个生产阶段即时的信息接收与整合，以及生产主体间的共时性合作。[4]四、历史知识载体与传播平台的多元化。从电视纪录片、博物馆的口述史视频、[5]历史课堂的数据库，[6]到互联网上各种形式的信息交换，[7]历史正在以多种方式被呈现、消费与吸收。[8]总之，在上述研究中，新媒体、公共史学、公众、合作等关键词的使用已日趋频繁，展示着传播新环境下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图景。
    中国的历史学正在经历着新科技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冲击。公共史学概念的初步引入与新媒体平台的出现能否促生一个殊于以往的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环境？一般公众将如何把握历史知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角色？迄今的历史研究鲜少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本文将对此做一尝试。只要坚守求真的旨趣，兼及学无止境的求知本能，问题的回答也许将有助于历史知识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了解历史环境的变化，以便及时地认知并使用新环境所派生的权力，为克服人类历史坐标的迷茫与积累历史真相提供些许助益。
    一、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环境
    历史是属于人类的共同记忆，在理想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环境中，每个个体都有权利去重构与解释历史事件。历史解释权的开放与平等，似乎早就被西欧“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走马观光式”[9]的著史身份所背书。如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新媒体的存在，以及公共史学的发展，就为这一权利的普及与强化提供了精神动力与工具保障。
    （一）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无法对自己做出定义，却有着可被定义的鲜明特征，反权威、反现实主义、反功能主义、多元、变化、解构，等等，都构成它的关键词体系。后现代主义持续地冲击着传统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及方法论，③对人文科学的历史学科而言，它消解了历史叙事与解释主体的权威性。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克利弗德（James Clifford）曾经提醒：对于那些享有话语特权的权威们来说，可以免于争议恐惧地向公众讲述历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0]
    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历史解释主体的多样性、历史解释权的平等性以及历史视角的多元性，敦促历史学者“以非神秘化的方法对待历史”，[11]让那些被传统历史文本忽视与淡忘的人也能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并让历史研究者彼此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平等叙事。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平等性与多元性，就在新媒体那里找到宿主，被赋予具体的形式。
    （二）新媒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让许多人的生活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媒介饱和时代。新近成为热词的社会化媒体借助于多种移动平台，则让人们变成了忙碌的信息接收者、生产者、加工者和传播者。历史上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除却提供了新的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可能性，总能促生新的社会与文化实践。[12]以交互性、融合性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在理论上创造了一个无限自由与开放的话语环境，冲破了原有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垄断模式，使知识重组（knowledge reorganization）[13]成为可能。
    对于历史学科而言，历史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可能已经或将要进入社会化生产（social production）[14]的阶段。这一阶段至少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生产主体的泛化与平等化。历史知识生产的专业门槛在互联网空间失去了拦截作用，所有人都可以是生产主体，专业与业余人士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知识生产者与接收者的身份开始融合。[15]其次是历史叙事的碎片化。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难以置信的话语便利，为先前转瞬即逝的个人化口语信息提供了留存的机会，即刻的记录成为人们证明个体存在的新途径。个人知识虽然有可能在与其他知识类别的互动整合中，为某一知识体系的有效扩增做出贡献，[16]但更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失序与终究易逝的话语世界，一个布满碎片化叙事的无意义空间。第三，历史叙事在网络空间里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通过原创、改写、拼接、转帖等手段，推动故事在各个网络平台间的流通，鲜少有人追问其始终。[17]第四，历史知识与信息的自由市场④之形成。在这个市场里，历史读者们可以按需索取，不再受制于权威性的信息传送机制。同时，他们还可以用撷取的知识与信息碎片构建自己的故事，构建他们生存的过去与现在，诚如美国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说，个体头脑时刻发生着信息的聚合（convergence）反应。[18]
    （三）公共史学。公共史学于1970年代在美国兴起，[19]它的诞生是为了解决史学专业人才供过于求的难题，是传统史学高等教育无奈的转轨尝试。[20]美国公共史学理事会将公共史学从业者界定为“历史的学术与非学术实践之间，以及寻求历史认知的不同利益者之间的中介人”，他们包括“博物馆专家、政府和商业史学研究者、历史顾问、档案保管人、教师、文化资源管理者、策展人、影视传媒制作人、政策顾问、口述史家、对公共历史感兴趣的教授和学生，以及其他许多人”。⑤这一列举是无法终结的，因为公共史学的精神实质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历史研究者。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而言，公共史学教育的确立为历史知识生产主体的队伍壮大、行业性与层次性普及提供了制度性的、可持续的给养，并为历史话语权的重新分配提供了原动力。生产主体的拓展也会让历史的研究对象突破学院狭隘与政治功利，使美国“新史学”的奠基者詹姆斯·鲁滨孙（James H.Robinson）的理想变成可能，即把人类思考与行动的所有成果连同痕迹都囊括在历史中。[21]公共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学科特征，客观上迎合了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实践与史学教育的要求。
    中国的公共史学专业教育尚未起步，学术界关于公共史学的论述也多限于概念探源与本土化的概念厘清⑥等。目前，公共史学在中国的存在状态主要表现为专业史学工作者以社会公众为主要对象的知识生产与传播，⑦以及非专业的社会公众对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的参与，⑧他们既是历史知识的受众，也是生产者与传播者，有时还会与专业史学工作者进行学术对话。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