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帮会，是对封建社会末期游民秘密结社的总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洪帮与清帮，此外还包括礼门、白门和汉流等。帮会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帮会组织是一部分极其复杂、又必须十分重视和妥善处理的社会力量，处理帮会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难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①]
    帮会中的许多组织，是清政府统治期间“反清复明”的社会团体。帮会成员的主体，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小手工业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帮会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在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发生了大分化、大改组。失去民族斗争目标的帮会势力，有的投靠帝国主义，有的依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有的勾结军阀土匪。因此，从整体上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帮会也蜕变成为革命的对象。这是我党对帮会性质的基本分析。
    但是，由于帮会的主体--失业的手工业者和破产的农民，本身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剥削与压迫的受害者，他们与地主豪绅、官僚富商、洋人买办之间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经常以暴力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社会秩序。同时，帮会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在与三大敌人互相勾结的过程中，势力越来越大，要求进行政治权力再分配的欲望越来越强。这就激化了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这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可以利用的因素。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确地制定了一系列策略，较好地处理了我党与帮会的关系，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
    一、对帮会反共卖国、残害人民的反动性，予以坚决打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帮会已蜕变为革命的对象，反共反人民、卖国求荣已成为其主要特征。对于帮会的这种反动性，我党进行了坚决打击。
    1、打击帮会中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流氓。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与帮会建立了同盟关系。清王朝覆灭以后，帮会急于在风云突变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由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帮会急速地向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右派靠拢。而国民党右派为了镇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斗争，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也极力扶植帮会势力，从而使帮会成为国民党右派凶恶的鹰犬和反共反人民的别动队。对于帮会中这些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流氓，我党给予了坚决打击。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为了与我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洪帮头目梁子光、龙襄三等人捏造事实，印发传单，污蔑中共领导罢工的负责人苏兆征、李立三受贿，骟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搅乱罢工集会，企图乱中夺权。对于帮会头目这种政治流氓式的恶劣行径，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帐目，击破谣言；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公开揭露洪帮头目的工贼真面目；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帮会头目的恶劣行径。从而澄清了事实真相，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粉碎了帮会头目夺取罢工领导权的阴谋。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逼近上海。5月，国民党军队苏州城防参谋长吴正亚与上海洪帮大头目合谋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治安军”。上海解放后，在国民党特务的纠合下，帮会流氓成立了“人民自卫队”、“淞沪机动队”、“中共地下军耀宇纵队”等反革命武装。对于上述以帮会流氓为主体的反革命武装，人民解放军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缴了他们的武器装备、粉碎了帮会流氓混水摸鱼、负隅顽抗的阴谋。
    2、打击帮会中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汉奸。旧中国帮会势力能急剧膨胀，帮会头目能平步青云，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帝国主义势力作为靠山。所以，巴结、依附洋人是帮会头子的成功之道。抗日战争爆发后，有的帮会头子公然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充当为虎作伥的汉奸；有的帮会头子朝秦暮楚，变节投敌；有的帮会头子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反共卖国的勾当。对于帮会中的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党团结广大爱国群众，给予坚决打击。正如党中央在1940年12月30日发出的《关于哥老会清帮工作的初步指示》中指出的：“对于日寇或顽固分子利用坚决反共的会帮头子，在一切争取说服的方法无效后，则应采取分化的政策，在群众面前揭露其罪恶，使之孤立，同时应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与以必要的打击……”[②]
    1938年，洪帮大头子杜月笙的挚友戴笠在帮会流氓势力的支持下，拉起了反动武装“忠义救国军”，到1939年已有21000人。“忠义救国军”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暗中却勾结日伪军，干着卖国求荣的勾当。1941年底，日伪向苏南抗日根据地大举清乡，以苏南帮会为主体的“忠义救国军”听从日军指令，由胡肇汉等带领5000多人开赴苏州投敌受训。“忠义救国军”与日伪军勾结后，猖狂进攻新四军。对于这支卖国求荣的帮会武装，新四军予以坚决打击。在江苏江阴和半塔集地区、浙东三北地区、浙西天目山地区，新四军多次击败了“忠义救国军”的进攻，歼灭了这支帮会武装的有生力量。
    3、打击帮会中打家劫舍、祸害群众的土匪。清亡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政治恶化，社会失控，一部分帮会走上匪化的道路。他们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奸淫抢掠，作恶多端。尤其是在建国初期，一些匪化的帮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策划下，在各地发动叛乱。他们钻山入林，攻城掠地，抢劫杀戳，无恶不做，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初，全国土匪武装达100万人以上，仅西南地区就有66万土匪。对于这些祸国殃民的帮会土匪，我党予以了坚决打击。1950年，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剿匪平叛的决定。自1950年3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在西南进行了一系列清剿。1951年2月，毛主席批转了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向全国推广西南地区的经验。华东人民解放军自1950年7月至1953年1月，共歼灭海匪近8000人，解放岛屿五十多个。至1952年底，全国范围的剿匪战斗基本结束。
    二、对帮会妨碍革命、危害社会的破坏性，予以有效遏止
    中国帮会的社会基础是破产农民和失业的小手工业者，帮会的上层人物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帮会的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家族制度的色彩。从总体上分析，帮会对中国社会的作用表现为“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第一，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存在一定的矛盾，有时甚至发生对抗。但是，要引导他们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又极其困难。第二，帮会中的失业游民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打家劫舍、暴力掠夺是他们使用的基本手段。这一方面打击了地主富商，但另一方面也严重危害了一般平民。第三，帮会势力的扩大，帮会活动的猖獗，既破坏了旧的统治秩序，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清醒地认识到帮会的这种破坏性，采取有效措施遏止。
    1、对帮会头子晓以大义，争取其保持中立。帮会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对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对阶级斗争中的各个营垒，都有程度不同、性质各异的接触。加上不少帮会头子由于其自身利益的驱动和封建宗法意识的影响，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又往往朝三暮四，左右逢源。他们的立场、态度和行动，必然对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对比、胜负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对帮会的一条重要策略，就是对帮会头子晓以大义，争取其中立，把其妨碍革命、危害群众的消极破坏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我党在处理杜月笙问题就运用了这种策略。杜月笙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曾与国民党右派一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他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只要我们掌握政策，是完全能够争取杜月笙在激烈的阶级对抗中保持中立的。自1932年“一·二八”事件至抗战胜利，我党从三方面加强了对杜月笙的工作。一是争取杜月笙反对内战。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爆发，日军入侵直接威胁杜月笙在上海的利益。经过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同志的工作，杜月笙等人的政治态度有了微妙的转变。1932年3月，杜月笙联合几十名国民党政府“四难会议”的会员，签署了一个要求停止内战，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1932年8月，杜月笙又发起组织了“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该会的宗旨是：“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二是争取杜月笙拒绝百般引诱，企图通过杜月笙而控制上海。由于我党以民族大义对杜月笙做了大量工作，使他认识到卖国求荣必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始终能拒绝日方的诱惑。1937年1月，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欧返日途中到上海与杜月笙见面，提出由日方与杜月笙合办“中日建设银行公司”，杜月笙则以中国人不便与日本人合作为理由予以拒绝。永野修身又提出由日方无条件提供杜月笙三千万日元作为资金创办公司，杜月笙还是拒绝。1937年3月，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与杜月笙接触，要求中国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双方在金融、运输、工矿、农业等方面全面“合作”。这些要求都被杜月笙拒绝。三是争取杜月笙不妨碍我党的抗日斗争。1937年，杜月笙在日军占领上海后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他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杜月笙到香港后，向我党代表潘汉年表示，决不让部下妨碍中共的抗日活动。1938年冬，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借用了杜月笙为副会长的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名义，动员工商各界人士捐献物质，将筹集到的4万多双胶鞋、7000匹细布分别送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和新四军。
    2、对帮会头子晓以利害，震慑其不做坏事。在阶级对抗激烈进行的重要历史时期，某些帮会头子在历史上虽曾有过反共反人民的劣迹，但为了今后的出路，对死心塌地投靠反革命营垒尚有顾虑。对于这样的帮会头子，我党采用的策略是对其晓以利害，给其强有力的震摄，使其三思而行，不敢做坏事。这样做，有效地遏制了帮会的消极破坏作用，既使我党避免了多方临敌，四面作战，又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那些最反动、最顽固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