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思潮，已发展到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论。这决定了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不同点就是：前者的完成，并非是社会运动的根本解决；而后者的成功也就是社会运动的完成，它所要达到的不是为少数人谋幸福的社会，而是为全民族谋幸福的社会。所以，“从救亡这一点说来，我们不只要高举我们的铁锤，粉碎了敌骑，使他们绝迹于太平洋沿岸，解放了一切束缚着我们的不合理压力，并且要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解决了社会问题，使中国不再走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和平的达到社会问题的解决”。[（25）]要在这一历史行程中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两重任务，所以问题更加复杂，责任更加艰巨。
    总之，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不但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而且深入地分析了它的不足，指出开展新启蒙运动，必须认识“五四”的意义，发扬它的精神，纠正它的偏差。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应该不仅仅是继承，更应是一种扬弃和超越，是对它的否定之否定，“它只是在形式上，反复着过去运动的姿态，而实质上却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6）]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评价及其文化建设主张很显然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但他们已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讨建设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化体系。他们主张克服以往文化运动的狭隘性，改正或弥补其缺点和不足，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用新的思想方法洞察救亡运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他们分析了当时文化运动的病症，试图寻找“医治方法”，提出了“以爱国主义为目的，以自由主义为方法，来反对非理性的思想”[（27）]的建设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总方向。已经认识到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不同于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开辟道路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最重要之点，在于它的实质是启‘救亡’之蒙”。[（28）]无疑，这对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新启蒙运动试图超越“五四”，然而，它持续的时间短暂，影响的社会层面也极为有限，因而在中国新文化史上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前者相比。卢沟桥事变后，其推动者都卷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有的去延安，上前线，有的流亡外地或向大后方转移。这时候，已经很少有人置喙于新启蒙运动了。现在不少论者在分析这一运动没能深入开展的原因时多归结于它缺乏社会基础。事实上当时即有一文化人对它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他指出，“在倡导者方面，理论超越了实践，使这运动不能广大的展开，同时却遭致了许多非难和误会”。“所谓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并不是十分民主的。工作的范围也太广泛，在抗敌工作十分急迫的现在，有些不十分急切必要的工作是不妨暂缓的。虽然它曾一再说新启蒙运动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事实上不脱关门主义，譬如陈先生（指陈伯达--引者）说：‘新哲学者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这样便使许多所谓中立者敬而远之了”。[（29）]这段话道出了该运动自身存在的理论上最根本的失误。这种失误不仅表现在他提到的陈伯达身上，还明显表现在另一位有影响的倡导者--张申府身上。张申府在文章中处处强调“理性”，新启蒙运动在思想上必须是“理性运动”，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这个运动的总标语，一言以蔽之，应该是理性”。[（30）]综观他的主张，除了“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外，一般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范围。到了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张申府又把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相提并论，称二者“都应了时代的需要”，是“互为表里”，“可以相辅相补的”，“二者同可说是文化运动，同是要以文化方面救国家与民族的，可是新启蒙运动比较偏于思想方面，新生活运动比较偏于生活方面”。[（31）]这样，就把原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新启蒙运动与提倡“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混为一谈。可以说，正是理论上的缺陷和混乱造成了新启蒙运动不能取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积极的社会响应。
    注释：
    ①⑧（11）（23）（25）（26）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民国丛书》第二编第78册，上海书店，第207、230、246、153、13、204页。
    ②（13）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沈阳1982年1月（以下简称《资料汇编》），第二集第1册第32页。
    ③⑦⑨（17）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同上书，第9页。
    ④参见《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1984年版。
    ⑤自非《新启蒙运动在北平》，《资料汇编》第二集第6册第27页。
    ⑥（24）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同②第19、20页。
    ⑩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同上书，第43页。
    （12）艾思奇等《“新启蒙运动”座谈》，同⑤第23页。
    （14）陈伯达《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同②第38页。
    （15）（31）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沈阳1986年4月（以下简称《续集》），第16册第18-19页。
    （16）齐伯岩《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同⑤第33页。
    （18）沈于田《现阶段的中国思想问题》，同（15）第69页。
    （19）（20）艾思奇《论批判》，《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5页。
    （21）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同②第18页。
    （22）张申府《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同⑤第31页。
    （27）何干之《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同②第25页。
    （28）刘晓辰、曹跃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研究》，《争鸣》1993年第1期。
    （29）立民《今日中国的思想运动》，《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15册第4页。
    （30）张申府《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资料汇编》第二集第6册第31-32页。
    （32）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生活书店1939年11月版，第26、40页。转引自黄岭峻《新启蒙运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